能源战略
Energy Strategy
全球危机中的中国对策
1964年，英国建筑组合“建筑电报”（Archigram）在 其同名杂志上以科幻漫画的形式发布了名为“行走城市”的方案：一组长着机械长足的城市巨构物，顶天立地地行走在人类世界的地表，它们的自由游牧使其超越了 传统城市的驻地性，从而也跨越了城市的固有边界，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单位。“行走城市”的庞大幻想显然建立在无限能耗的假设上，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西 方世界自工业革命之后就逐步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行走城市”充分展现了这种文明通过“全自动”获得“全自由”的乌托邦蓝图。然而不到10年 之后，一场空前的能源危机宣告了这个底特律机动神话终极版本的搁浅，从而暴露出这种建立在无限能耗基础上的科技文明的不可持续性：“全自动”令人类社会的 人力、物料、资本和信息可以通过汽车、航空、通信或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更为高效地循环，然而当这种机动循环超过了它所依赖的水、氧、碳等自然循环，以及能源 生产和环境自净能力时，“全自动”体系便会因为环境恶化和动力缺失而失灵，从而释放出隐藏在科技另一面的全部风险。
“ 行走城市”如同希腊神话中从大地母亲中汲取能量的巨人，它的全能形象建立在它必须脚踏实地地立足于地球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之上——一个由无数生命要素以极其 偶然的方式在浩瀚宇宙中完成的精妙组合，它成为为整个人类世界提供基础和动力的“终极基建”。原理上，地球上的一切能源起源于宇宙爆炸释放出的能量，它转 化为天体内的反应和天体间的运动，并进一步在地球上激起大气运动、洋流循环和光合作用等次生反应，这些反应及其蓄积在生物、化石中的变体，成为“终极基建 ”的主要能源形态。尽管理论上任何物质都能转化为能量，从利用效率上看，目前只有为数极少的一组以化石形态存在的物质形式成为了“能源物质”——煤炭、石 油、天然气等；这些化石能源在“终极基建”中的血液作用、以及它们在总量上的短缺状态，则进一步令之成为了与国家安全性命攸关的战略资源。
化 石能源的形成忠实地反映了地壳板块的沧海桑田。与人类文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世界性位移一样，地壳运动和气候变化同样也令地球生态及其遗留物在 漫长的时间中发生着位移：冰封的高山曾经是丛林密布的热带，荒芜的沙漠则曾是微生物的海洋。显然，这一切混沌系统中的自然演化不会遵循任何人为的区划逻辑 和政体设计，而对于最具战略性的油气能源而言，满足其形成的盆地条件却更倾向于在地表形成沙漠——一种更不利于人类居住、因而更不具有竞争力、不适宜生成 大规模高消耗的现代化城市的环境。正是“终极基建”在资源供应上的“表里不一”，造就了油气富集而欠发达、低消耗的能源生产国和油气贫乏而高发展、高消耗 的能源消费国之间的巨大供需张力。
尽 管地球有着既定的油气能源总量，但有限的勘测能力只是片段化地呈现出了这一深藏不露的能源图景；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不单给饥渴的世界带来希望，也带来了新的 不确定因素。如果说世界能源生产中心的位移取决于这种自然生态的不定期恩赐的话，世界能源消费中心的位移则取决于城市生态的变迁：从19世纪的西欧到20世纪的北美到21世纪的亚太地区，能源消费中心的位移是一个与世界结构中心的位移相平行的过程。在这不对称的“自然-社会”资源版图上，西欧-北美-亚太的少数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形成的世界能源需求中心，围绕着“北非-波斯湾-里海-俄罗斯-拉美”的少数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世界能源生产中心，以钻井、道路、航线和管道构建起地缘政治的天罗地网。
自 油气能源的战略价值被发现以来，它们在地层中的不均匀分布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战略格局和游戏规则。这是一幅充斥着领土纠纷、资源争夺、价格竞争和政治博弈 的全球图景。伴随着新的能源产地被发现和能源中心的位移，利益与冲突交织的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大国因其对能源安全和战略储备更为迫切的需求，竭力通过其 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手段在能源秩序中起到主导作用；而那些在全球秩序中被边缘化的小国，或被大国纳入各自的能源战略，或以其在能源网络中的地缘优势， 形成与大国分庭抗礼的国际“行会”。对于能源进口国而言，能源安全关系到其经济发展、国防安全和政治稳定，因而围绕着寻求低价而稳定的能源供应而展开的外 交运筹，成为国家战略大局中的重要环节；而对于能源出口国而言，首要任务则是通过政治、外交、军事等手段将手头的能源筹码转换为捍卫国家利益的战略武器， 在列强环伺、风险四伏的能源战场上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分量，同时通过能源收入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和多元化以提高本国的竞争力和 可持续性。能源不再简单是可供燃烧的原料，而被作为谋取国家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的战略武器和有着杠杆效应的“外交货币”。
能 源与现代化程度不对称分布所导致的一个矛盾性后果，就是更为发达的能源进口国不得不将其命脉建立于错综复杂的外部市场上，后者的不可测将前者绑架在一个受 制于人的被动情境中。能源进口国越发达，在能源危机中承担的风险就越大，因而也就越受本能和利益的驱动，不惜代价地建立一种于己有利的国际秩序。吊诡的 是，上世纪后半叶曾经以太空竞赛和核武器为战场展开冷战的交战双方美国和俄罗斯，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却以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最大的石油输出国身份，重新 成为了能源战场两极上的“超级大国”。前者不仅是几次中东/海 湾战争的主战方或幕后操手，也是通过离间石油输出国而建立起“石油美元”这一霸权货币体系的始作俑者；它以其独有的铸币权确立起的“全球央行”货币中心地 位，与它所缺乏的“全球石油储备”能源中心地位相挂钩，以石油取代黄金成为美元背后的物质支撑。然而，石油在现代世界中被赋予的政治性和敏感性，使之相对 作为“货币之王”的黄金具有更不稳定的“劣根性”：维持美元稳定就必须维持石油稳定，这一畸形的纽带关系使得一个建立在全球能源供需网络上的多边体系，必 须由一种单边的力量来维持其稳定，最终构成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货币-能源-军 事”三位一体的霸权基础。作为美国的宿敌，俄罗斯在后冷战时代河山变色的挫折中，借助油价飙升的东风，以其强大的能源储量东山再起，以多元化的石油出口政 策“以夷制夷”，周旋于伊朗、委内瑞拉等石油输出国中的反美力量之间，目标直指建立一个不以美元结算、从而不受美国支配的“后欧佩克”。这将直接触及美国 的核心利益，并且将对全球能源的战略格局、以及全球能源安全产生重大影响。能源的供需两极之间游戏规则的改变，将渗透到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 节；它将有可能使能源格局的演变不受个别国家的干扰，而成为全球协商与博弈的共同结果，世界秩序是否能在化石能源最后的“有效期”中得以稳定维持也将取决 于此。
同 样遗传了冷战格局的是，中国在能源战略中属于有别于美俄双反的第三种力量：既与美国一样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又与俄罗斯一样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这种中间定位注定了中国将在全球能源地缘政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高速的城市化也高速地将中国绑上高能耗的漩涡，因而也将低油气储量的中国与动荡的国际 能源市场捆绑起来；而中国从中能够购买的份额，不仅受到“石油美元”的钳制，还需要面对日本、韩国等能耗大国的竞争，以及分担80%原 油必经马六甲“咽喉”的风险。“开源”和“节流”，成为中国在这一国际风险环境中保障自身能源安全的双重策略。对外，在冷战的幽灵重新徘徊在中东和里海的 能源战场上时，中国沿袭了它在毛泽东时期的外交策略，在非洲、拉美等超级大国争夺的第三世界中间地带开展广泛的能源合作，同时通过与缅甸、哈萨克斯坦等周 边邻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辟更多元化的能源供应路线；对内，一方面寻找和建立更独立的能源体，以西气东送、西电东送等日趋密集的基建项目完善国内地 区间的能源网络，另一方面从国家到社会推广节能技术、强化节能意识，通过减少对外依赖提高应对能源危机的能力。
中 国在能源战略上的对外弹性外交和对内自力更生，不禁令人回想起毛泽东时期的某些作风，也令人更加理解发现大庆对于身处帝国主义封锁的新中国的重要性，理解 大庆的自主精神如何成为整个国家工业的榜样，以及理解为何几代领导人对三峡工程情有独钟。然而，当时的中国境况也为今天留下了结构性障碍。中国作为世界最 大的产煤国，在其被封锁的岁月中选择了将煤炭作为其主要能源，从而使得煤炭在一次能源的消费结构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相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煤炭笨重而肮脏 的“劣根性”在中国不饱和的现代化环境中被展露无遗，并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加速而构成对生态环境的巨大威胁，成为全球变暖的元凶之一；煤炭深度加工技术的不 足也令整个以煤为主的能源产业被扁平化，从而从生产环节开始就呈现出贫富差距、生产事故、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这一结构性矛盾，将成为中国能源战略优化中 无法回避的问题。
寻 找化石能源之外的替代品是“开源”更可持续的含义。核能是化石能源之后最主要的新能源，热核反应以人工方式模拟了地球大部分能量的起源——太阳，在良好控 制下将可能成为真正取之不尽的替代能源，它标志着科技对人类福祸相依的双重效应。同样是科技，还将有可能通过模拟光合作用、提炼生物质能、电解水等方式， 完成在化石能源耗尽之前找到其替代者的使命。对于科技的幻想曾经激发出像“行走城市”这样天马行空的方案，如今实现这样的方案依然并非天方夜谭，但前提是 它能否在“开源”方面成为人类自动化梦想的救世主。而且可以想象的是，面向低碳、清洁和可再生的“绿色科技”，将比早期建立在无限耗能假设上的科技要更为 复杂。
而 “节流”方面的含义或许更值得我们每个人反思。人类曾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对其生存环境怀有敬畏，中国人也曾经在几千年中奉守着一种天人和谐的世界观，并且在 其农耕文明的低技、低成本实践中创建了有限度开发、循环和再生的典范。尽管现代化可能是一辆无法回头的单程车，但有关和谐共赢的古老理念将不仅适用于人类 与自然相处的自然生态，也适用于国际间的政治生态和能源安全。广义上，它将能源、粮食、水、大气、土地与人类的人口、生产、金融与消费等行为全部联系起 来，既是国家战略，也是企业责任，而有朝一日，更会成为每一个地球用户的日常知识，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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