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渤海——中国区域增长第三极

环渤海

——中国区域增长第三极

两 年前的今天，天津滨海新区获国务院批复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环渤海”概念在这一里程碑事件中浮出水面，并被定位为以滨海新区为龙头、带动“三北 ”区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今年年初，国务院又批准成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至此，从上世纪末的珠三角、长三角到本世纪初的环渤海、北部湾，整个中国东南 沿海的区域经济体都已被逐一纳入特定轨道，一个背靠腹地、面向海洋的国家战略格局初步形成，而海岸线作为中国内地与国际世界的交界面，将逐渐演化出延绵数 万公里的海岸带城市体系。

中 国东南沿海历来就是农耕本位的内陆经济与商贸本位的海洋经济短兵相接的战场，而它在国家战略中的轻重沉浮，则是中国在内陆性格和海洋性格之间左右游移的写 照。然而近代中国的沿海格局，却是在西方海洋性格的主动进入和本土内陆性格的被动接受中曲折形成的。一系列在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中开辟的通商口岸，成为中国 最早的现代化试验区。它们既留下了列强在各自殖民地上打下的产业基础，也留下了晚清洋务运动的民族资本主义遗产；这些口岸城市原本是西方控制中国乃至远东 的经济和军事基地，“洋务运动”却以“以夷制夷”的策略，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并进一步昭示出一旦海岸线的控制权回归中国后，其沿海港口网 络与城市体系在交通、贸易和国防等层面上将可能产生的能量。

渤 海在中国海岸线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是一个由三个天然海湾围合而成的内海：它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拱卫之势，把握着进入东北、华北和山东的海道控制权； 它作为中国第一内海的巨大尺度，为整个环海区域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跨区域的公共空间。近代的环渤海早已在列强的争夺下形成几个举足轻重的经济版块：日本人 的东北，英国人的华北和德国人的山东。华洋力量在这里的博弈，产生出一批最早的工矿、铁路、公共交通、新式学校和医院，以及以北洋水师为核心的新式军队和 官办军工体系；前现代时期的环渤海由旅顺、天津和威海等卫城组成的单纯防御格局，逐渐在远东市场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出大连、唐山、天津、烟台、青岛 等初具现代化雏形的城市体系，并积累出日后在中国举足轻重的工业、贸易和金融力量。近代史上，环渤海还位于“香港-上海-天 津”这一黄金海岸链条的顶端，今天中国沿海的三大区域经济版块正是在这一链条上发展而成。天津作为首都北京的门户，当年曾是八国联军兵临皇城的登陆点，如 今则是距离首都最近的直辖市和出海口；而环渤海也由于其毗邻首都的战略地位，注定将成为有别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国家咽喉”。

天 津滨海新区的背后，是北京这个集权大国的神经中枢，是一个因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复合而急遽膨胀的数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它作为首都和国际大都会的职能，要 求外围的城市体系能够承担被其分解出来的产业功能；“京津联合体”和“京津唐”等区域合作的要义，便是在既有的城市结构基础上，以跨域合作的姿态，整合和 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行政分割条件下形成的同质产业结构；而“天津-北京”在未来的双城记，将不再是两个直辖市之间的独立作业和产业趋同，而是重新梳理两地在洋务运动时期确立起来的“门户-中枢”的互补关系。

天 津滨海新区的背后，同时也是一幅特区形态多元化的国家版图，不断出台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被明确地用来进行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综合改革试 验：浦东着力于政府职能转换，成渝着力于城乡统筹，武长着力于可持续发展。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试验都和天津滨海新区有关：正是因为国家的宏观调控功能在 市场经济发展中不断强化，首都的中枢功能随之加强，包括天津和唐山等周边城市在内的“首都都市圈”才需要进行与分解首都功能相关的试验：天津滨海新区着力 于金融、土地和行政体制创新，曹妃甸着力于循环经济和科学发展。有趣的是，这个从北京（首都城市）向天津（工商贸易口岸城市）和唐山（工矿城市）辐射的沿 海格局，与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时期的京津唐关系相平行；这条从北京走向渤海的黄金走廊曾一度是各国战略利益的结合部，如今则重新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重中之 重。

中 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既是区域经济重心北移的三十年，也是由前沿到中心、由局部到总体、由外源到内需的过程。相比之下，珠三角模式是国家不直接参与、靠地方 特区在中央优惠政策和以香港的外力推动下“杀出一条血路”，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长三角模式则是在这一市场经济框架基础上，通过国家强力介入、“ 举全国之力”投入新区建设，具有更强的自主规划色彩；环渤海的开发始于第三个十年，无论是环渤海自身在地理和行政方面的复杂程度，还是与特区开发相平行的 渐进式改革的经验积累，都要求其开发模式提升到一个新的级别；这同样也是中国由经济改革转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而实现“三十而立”的内在要求。在这一背 景下，天津滨海新区和以京津唐为轴心的“首都都市圈”背后，需要互动的是东部地区辽东、华北、山东三大经济板块，它们与“京津”直辖市之间同样存在着整合 行政条块分割的问题，这恰恰与国家在同期进行的“大部委”制机构改革相平行。由于环渤海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加上有上世纪90年代上海因“沪人治沪”而导致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行政障碍的前车之鉴，中央集权国家在人事组织和资源调配方面的“大一统性”，将可能在这一次跨越行政边界的政府间合作中发挥作用。

环 渤海经济圈将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大城市群，以更集约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而目前它所面临的现状是被称为“首都现象”的河北“环京津贫困带”。一方面，它为 环渤海经济圈带来了城乡二元化的畸形格局，另一方面，也为即将形成的大城市群留下了调整产业结构、建设次中心城市的余地。这个在区域性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城市群，要解决的是全局性的城乡二元问题，即以“先富起来”的东部沿海地区带动位于中国腹地的中西部地区。环渤海地区将成为吸纳从这些地区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据点，并且和珠三角、长三角一道，在中国的东西部之间建立一种沿海与腹地互动互补的共生关系。这种牵引作用将推动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向海洋文明转化。

早在1919年，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曾提出在渤海核心区域的海岸线上兴建“与纽约等大”、“为世界贸易之通路”的“北方大港”之构想。这一构想作为现代中国最早的自 主规划，将基于农耕文化的大陆中心思维推向基于“世界贸易”的海洋世界观。时隔近一个世纪的今天，孙中山的构想不仅在曹妃甸变成现实，中国“加入世贸”的 事实也在新的语境中实践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观，令人很难想象不久之前这还是一个闭锁于世界的东方大国。环渤海经济圈将不仅积极加入包括中国、韩国、 日本以及俄国、朝鲜等在内的远东城市群和东北亚经济圈，成为从太平洋彼岸到欧亚内陆的主要陆路通道，它与长三角、珠三角、北部湾共同构成的中国海岸线格局，及其在交通、贸易、金融、能源、军事等方面的“海上高速公路”效应，则可超越中国边缘海以外的第一和第二岛链，成为环太平洋文明的一部分。中国滨海大城市带的逐渐形成，最终将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