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中国——一部控制与失控的历史
Informal
姜珺
Jiang Jun
研 究中国必须要研究其控制方式。历史上极难再找到另一种文明像中国这样，在几千年中如此事无巨细地讲究控制；这种控制不仅是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是物质 化和空间化的：从城市规划的宏观规则，建造营造的中观法式，到生活用品的无数微观细节。在一个完整的传统中国社会原型中，控制几乎无所不在；在这一背景 下，对“自发中国”的探讨便不可能局限于“自发”本身，而成为与这两种力量博弈相关的辨证法：如果把其中一种力量看作是另一种力量的反作用力，那么无数散 点和琐屑的反作用力也就构成了作用力的镜像；通过这种从边缘向中心的求证，我们了解到的不仅是一种自动发生的机制，更重要的是这种机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 在一种怎样的控制性语境之中；如果这种控制构成的是中国的一个面，自发如何构成它的另一个面？
770 B.C. - 206B.C. [秦vs.齐]
中央集权与古代资本主义
中华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它极早地对系统及其变化之道形成了一套宏观而完整的理论，并且在它第一次完成大一统之前的“战国”时期形成了其原生文明，其宏观性使之在哲学上体现为“万物同源”，在政治上则体现为“中央集权”；它逐渐在“百花齐放”式的思想碰撞与诸侯国之间残酷的战争与兼并中过滤出来，成为主流的治国体制，并令中国在之后的实践方面几乎无法脱离这一框架。
在 这场战争之中，位于中原东部（今山东半岛）的齐国给出了与之后大一统时期的“法制”或“礼制”不同的另一种可能。由于毗邻海洋，齐国通过“渔盐之利”形成 了庞大发达的跨域性的商业网和市场经济，并成长出一批古代中国最大的商人和资本家。这种机制截然不同于同时期的其它诸侯国，尤其是以强权苛政和军国主义为 主导、并日后一统天下的秦国，齐国不重周礼、性情解放、积极介入市场，在别国依然为土地兼并而鏖战之时，它发动的却是经济战争，最顶层的大资本家通过和国家政权的结合将天下市场尽数垄断。尽管仍是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它在经济上的相对自由使齐国的城市格局较其它“重农抑商”的诸侯国更为自发和外向，并更能适应市场气候、城市人口和规模的变化。
齐国因为其类似国家资本主义的策略而一度成为春秋列强中的首霸。齐与秦的竞争，实质上是以黄金/金 融为本位的资本主义和以土地为本位的封建主义之间的竞争，也是适当分权自治和高度中央集权两种治国程序之间的竞争，这另一种可能在大一统之后嘎然而止。前 者没有成为主流文明，这令那些喜好假设的历史学家唏嘘不已；但某种程度上，前者也许注定不能成为中国历史的主程序，它本质上的自发性——经济上的放任自 由，使土地和社会财富自动汇聚到少数人手中，并由此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这在一个缺乏全球化契约约束的古代大国始终是危险的；同时，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的 活力和创造力又是统治者需要的，由此，中国历史在对待自由市场的态度方面呈现出一个微妙的循环：放任-抑制-再放任-再抑制，但前提必须是大一统。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条基本思想“求大同，存小异”；“自发中国”正是存在于这一“大同”背景下的“小异”之中。
618 A.D. - 1279 A.D. [长安(西安)vs汴京(开封)/临安(杭州)]
宵禁与解禁
如 果将齐与秦视为“放任”与“抑制”的两个极端，此后中国各时期的城市形态则是在这两极之间的摇摆。控制“小异”的尺度不同，将导致城市形态的差异化。作为 最主要的公共空间，街道隐藏着自发性的全部变数——既是自由市场的温床，也是聚众滋事的隐患。这一空间的形态可以反映出政府对城市控制的策略和力度。
中国在八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唐宋两朝期间，分别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大都会——从唐长安，到北宋汴京(今开封)和南宋临安(今杭州)。 然而，它们全然不同的控制尺度导致了不同的城市形态，其差异性集中体现在其公共空间方面。唐朝的统治者对自己的都城实行严格的“里坊制”，尽管唐长安城作 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宗、最持久的国际贸易“丝绸之路”的起点，有着无比繁华的都市生活，但这些包括市场和红灯区在内的自发性内容，全部被分组布置在棋盘格状 的指定空间中，同时也通过在入夜后实行宵禁的方式，强行指定了这些活动发生的时间。沿街立面不许开窗，街道在白天仅仅用于交通，入夜宵禁之后则连行走都会 被判刑。宋朝则取消了这些自发活动在时间和地点上的限制，街道的解禁和“里坊制”的突破令它的都城很快出现了如《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繁荣景象：市场从“ 坊市”走向“街市”，时间上从“昼市”延伸到“夜市”，沿街立面变成了花枝招展的商业界面，住宅区和商业区混为一体，城市的主要功能从唐朝的行政中心转型 为宋朝的工商业中心。这与唐朝街道的内向而幽闭形成了鲜明，而这种对比恰恰也是齐与秦在城市形态上的对比。
宋 朝政府的“无为而治”和唐朝政府的强势同样反映在它们在街道空间的管制上。唐朝政府机构的庞大中枢足以使之能够渗透到每一街道神经上，而宋朝政府的相对虚 弱则使街道的管制主要诉诸于基层的邻里组织和保甲制度，通过实质上的权力下放和基层自治维持街道秩序。这种自治为多样性的社会阶层在街道公共空间中的鱼龙 混杂和平等共生提供了基础，并形成了活跃的街头生活和街道文化。宋朝在此提供了一种松散控制的模型：尽管权力依然以金字塔的方式集中于中央，却由于基层组 织的疏松而为其庞杂的人口形成了自发活动的间隙，由此激发出的社会活力造就了令马可·波罗在元初时所惊叹的“前所未有”的城市。
1271 A.D. - 1368 A.D. [元大都(北京)]
游牧与农耕
整 个中国的古代史贯穿着与周边游牧民族之间的疆域之争，与之平行的是全球范围内文明与野蛮相对抗的大历史，并沿着此涨彼消的主旋律而进展。而所谓的野蛮民族 大都是游牧民族，他们与农耕民族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地对于前者是草原，对后者则是农田；前者的发展需要在不同土地间获得季节性的移动权，而后者则需要对同 一块土地获得常年的驻守权；两种不同的地缘机制发展出截然不同的城市、国家和社会类型：前者几乎没有、也不希望有边界，社会组织仅限于机动的、散点的部 落，因为居无定所，财富难以以一个规模化的城市形态累积起来，从而也不可能形成庞大的、和复杂的利益分配环环相扣的国家机器，而后者则不断地以城墙工事的 方式树立边界，在以墙为界（长城、城池和四合院）的国家、城市和家族中累积来自农耕、商业和手工业的财富，并为了管理这种财富形成了严密的官僚体系和惰性 的官场文化；而双方的军队的作战动机也完全相反，前者主攻，后者重守；财富的悬殊差异，更使得相对贫穷的游牧民族能够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对军事机器的磨砺 和更大范围的攻城略地之中。
公 元十三世纪，北方的蒙古作为一股与中土正统秩序相对的自发力量，在游牧部落、边疆国家和农耕文明之间旷日持久的军事竞争中胜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异 族统治的政权。来自草原的成吉思汗曾经单纯地将自己的世界观投射到包括长城以内的整个欧亚大陆，试图根除一切农耕文明，将之变成自己的全球大牧场，甚至因 此产生了针对汉人的、种族灭绝性的屠杀计划。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完全付诸实施，但也可见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之间的格格不入。由草原部落演化而成的军事奴隶制政权和农耕社会存在着先天性的不可调和：由于其过去的利益分配主要来源于战利品分配的原则，游 牧战士之间的平均关系使得草原上基本不存在社会分层和两极分化；一旦他们被指定来管理一个游牧和农耕的混合国家，游牧在草原上的战士和锁定在封邑上的战士 便逐渐因为不平等的收益而分裂；后者在逐渐熟悉了农耕体系的合理性并享受到其好处之后，其生活方式也逐渐“非游牧化”和“汉化”。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改朝换 代了，但其控制方式却如幽灵般依附在农耕本位的生产方式上存留下来，体现了以柔克刚的中华文明对野蛮外力的无形教化效用。
在 今天北京的位置上建起的“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中心，也是蒙古帝国全球版图的核心。蒙元的统治者们自觉选择了《周礼》对这座都城进行整体规划——这座中 国历史上礼法血统最为纯正的都城，却是由一个挥麾万里、杀人如麻的异族主建，无疑是这种教化效用深入神髓的铁证；而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也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新 鲜的活力——和大部分跨域的战争一样，蒙古帝国用摧枯拉朽的铁骑在整个欧亚大陆夷平一切的同时，也在大清洗之后留下的空白上制造了畅通无阻的东西方自由贸 易的通衢，这使元朝能够在宋朝的商业基础上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元大都由一个远东的内陆城市，通过欧亚大草原一举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同时通过运河的衔 接，被人工地改造成为“港口城市”，与一系列东南海岸线上的海港城市一道，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端。高度发达的海上贸易和高度发展的航海技术，使中国 具备了在下一个世纪成为海上霸主的可能。
1368 A.D. - 1843 A.D. [广州]
海禁与“特区”
当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通衢因为蒙古帝国的瓦解而重新断裂时，不可遏制的全球化浪潮在海洋上得以延续。
十 五世纪初，人类有史记载的第一位航海家郑和，作为明朝皇帝特派的宦官，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在自东向西的半球上划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 幕。然而，在进入汉人统治的明朝之后，间断地发迹于春秋时期的齐国、发展于宋朝、并于元朝达到巅峰的海洋经济，被此时颁布的“海禁令”纳入了中央政府的朝 贡体系，成为了朝廷垄断的专利。此时的中国尽管在制海权方面遥遥领先于西方，但海禁断绝了民间自发贸易的可能；而政府垄断的海洋贸易和“朝贡制度”则严重 限制了这种贸易应有的流量，并倍增了它的成本。尽管郑和下西洋在仪式和技术上展示了中央帝国君临天下的威武与包容，其经济或军事上的收效却是微乎甚微。因 此，在郑和最后一次返航病故途中之后，保守的明朝政府开始以代价过高为由终止了这个计划，称霸一时的航海事业旋即搁浅，中国进入全面海禁的时代。
与 这一闭关政策相对应的是，明朝开始在海洋上裁军，宋元时期积累起来的海军力量自此开始全面萎缩。在郑和下西洋的一个世纪之后，西方航海家开始环游全球，同 时期的明朝政府却开始销毁所有的远洋船只，以自废武功的方式防止这些首屈一指的技术流入民间。讽刺的是，与此同时，另一股由元末出逃海外的枭雄们组成的华 侨，正自发地在近海凝聚成与明朝政府分庭抗礼的力量。这些日后“唐人街”的开创者们，此时正与领国的蛮夷倭寇相结合，形成了猖獗于海上的走私商和海盗，以 非法的贩运掳掠对抗明廷严厉的海禁政策；他们的船坚炮利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大明国已经失传了的郑和遗产。
这一海禁制度断断续续持续到清朝。倭寇的威胁和海洋经济的需求构成了一对矛盾，调和这对矛盾的产物便是“一口通关”制度的产生。十八世纪中叶之后，广州成为独享这一特惠政策的“特区”。与 后来邓小平设立的特区相比，清廷的“广州特区”多少出于一种被动的接受，而不是像后者那样主动的选择并带有实验性。尽管从全球贸易的角度来看，“一口通商 ”是一种束缚性政策，然而它却从客观上将广州造就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国际贸易都市，以及一批富可敌国的封建买办商人；这些持有帝国特许经营执照的“官商 ”，在广州城西靠近珠江的“十三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商交易；他们的聚居和伴生的商业网络催发了一个关城的空前膨胀——西关；这个因商而生的城市如潮水 般从广州城的西城门蔓延出去，它在机理上表现出的有机与活力与城墙内那个正统方整的广州城形成鲜明的对比。无疑，这种“自由”贸易尽管受到了来自中央的严 格监管，但依然足以产生出一个自发城市。这也许正是清廷所担心的，“大同”之中的“小异”，是否会酿成“大乱”？
1843 A.D. -1949 A.D. [上海]
租界与黑社会
鸦 片战争改变了中国保守的格局。广州的垄断地位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新增的开埠城市取代，飘扬着各国国旗的租界逐渐在这些城市中圈划出来，每一个封建古城的 附近都建起了一个由若干租界组成的殖民新城，使它们无一例外地烙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双重机理。西洋建筑，此前在中国不过是收藏于皇室园林一角、用于取 悦帝王的奇趣景观，此时真正地变成了孤岛和“国中之国”。
上海在历史上先后两次扮演了广州的继起者和替代者：一次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殖民时期，另一次则是在1992年浦东开发之后的后殖民时期；无论是乱世之中的上海租界，还是盛世时期的浦东开发区，都不可能是西洋秩序的完整拷贝，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与本土力量的结合，以克服它在这个陌生世界中的水土不服，并完成其西方语法在中国语境中的转译。
对 于上海租界而言，这种结合不大可能像后来的浦东开发区那样通过政府渠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它们本来就有着水火不容的对立性；租界只能求助于本土的草 根势力。随着二十世纪初全球性乱世的来临，租界之外的世界变得日益混乱和充满仇恨，而租界的相对稳定反而使之成为乱世之中的避难所，无政府沙漠中的绿洲； 而这支被租界扶持和纵容的草根势力，通过它在租界、政府和底层社会之间的斡旋和中介作用，自发地结合成为势力庞大、盘根错节的黑帮；他们以租界为靠山，以 金钱、色相和暴力为手段，通过天罗地网的眼线和打手，控制了从每一家妓院、赌场、烟馆到每一条里弄的整个城市。政府的法律被地下势力的潜规则所渗透，它的 决策可以为黑帮的意志所左右；到了上世纪20-30年代，这支源自社会底层的无形力量，已经成功地渗透到社会顶层的政界、军界和商界之中。正是这种自发和权力的畸形结合，使这一时期成为上海历史上最繁华而腐朽的黄金时期。
上 海的多样性和不安定性使之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口说不同方言、胸怀不同政见的淘金者、传教士、革命家组成的冒险家团队，以不同的帮会、社团或党派的组织 形态，纷至沓来地加入到这个令人既兴奋又恐惧的乐园中。他们之中，就包括日后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
1949 A.D. -1978 A.D. [中国]
计划与自发
上 海的冒险家们之中也包括一个彻底的、日后改变世界的革命家——毛泽东。他的革命精神几乎是毕生的：在他的前半生，他进行的是政治革命和军事革命，在他的后 半生，他进行的是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在所有这些革命轨迹中，同一种革命策略贯彻始终，即他对自发力量的把握和运用。
早 在三十年代，他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说明自发的野火如何可以构成毁灭性的力量，一种利用了类似杠杆原理的策略——通过较小的控制力撬动巨大的自发 力，以对抗另一种更大的控制力；他用这一草根策略推翻了装备上远胜于他的旧政权，并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共产主义国家；进入和平时期之后，这一在战争之 中调用自发力量的“人海战术”，被演变成一系列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用以实施他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一个个宏大而浪漫的实验构想。
他 的构想之一来自于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的景观。当时他看到的是一个封建王朝遗留下的破败古城，远方是一片平坦的天际线，而他希望看到的是工厂，能够“从天 安门上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几年之后，他用一种更自发的方式去实施这个构想，以“全民炼钢”的方式实现国家在工业上的“大跃进”，天安门前林立 的烟囱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举国上下遍地开花的“小高炉”，用分散取代集中，用人力取代机器。十年之后，这一策略再一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用于系统化 地摧毁整个国家机器：这一次，他不仅发动了底层民众，并且赋予了他们实际的权力，以“造反有理”颠倒了整个等级体系，以“炮打司令部”解构权力的金字塔。 无疑，毛依然是控制的核心，但他不再需要等级体系的中间环节，而是通过强大的宣传，直接将他的最高指示传递到底层，进而通过底层去摧毁他不再需要的中间环 节。底层民众在这种对国家、对历史、对文化和对旧有控制体系的自发解构之中，获得了短暂却欣快的解放感。
这 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群众运动，显然与此前被高度计划的群众运动截然不同。此前的群众运动体现为军事化的、井然有序的集体行动，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被系统地编 组，在广袤的中国版图上，以万众一心的整齐划一投入到人民公社、大跃进、上山下乡和三线建设等重大动作之中，任何异议都将成为阶级斗争的严惩对象。这种源 于苏联的控制模式主要依赖层次分明的组织网络，通过党政机关逐级下达最高指示。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机关的传递作用被广播、报纸、印刷品、徽章、雕 像等宣传媒介所取代，《毛泽东选 集》成为“红宝书”——红色中国的圣经，其畅销程度使毛赚进了上千万元的稿费；然而，“红宝书”并没有为革命提供一个明确的标准，它非体系化的语录结构和 散点的编辑方式为理论的转译提供了间隙。文革中有一个司空见惯的场面：斗争的双方都举着“红宝书”各执一词——红宝书被当作了话语武器，然而这种话语中的 间隙则成为了恶言、谎言、谣言和流言的肆虐空间，从自相矛盾的文斗，走向自相残杀的武斗。从前，民众的自发力量被用于一致对外的抵抗，此时则用于无休止的内耗。这种失控是毛本人也始料不及的。
学者作家王力雄在他的政治幻想小说《黄祸》中，描绘了一场启示录式的中国大流散，一场因为整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崩塌而导致的全球性灾难。然而，文革的混乱并没有造成整个国家的彻底失控，因为军队的控制力并没有太大的动摇，尽管毛曾经试图过在军队中取消“军阶制”。党政军三位一体的集权控制，是保证这个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不至于完全失控的中流砥柱，也是需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基本信条。
1978 A.D. - 1997 A.D. [深圳]
军队与特区
是严格控制，还是放任自流？毛泽东和他的继任者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都作出了实验，但后者的实验更为务实。
如 果在中国版图上将毛与邓的造城选址作一个对比，前者几乎都选择在隐蔽的内地山区，而后者则倾向于选择外向的沿海地带；前者的构想一向是全国范围内的全民行 动，后者则更为谨慎和循序渐进，他会选择若干个局部对构想进行实验，随后根据实验的成败判断构想的可行性，并决定是否向全国推广。深圳成为了邓小平选中的 若干个实验皿中的一个，而因为它日后的成功，它也成为了最为知名、最具样板色彩的特区。
深 圳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令其它特区黯然失色；然而正是这种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近距离令中共对之倍加戒备。深圳被严格设计的空间形态体现了 控制与开放相结合的结果：它是一个两道墙之间的城市——特区与香港之间的“一线”，和特区与内地之间的“二线”，它们分别建于毛泽东的50年代和邓小平的80年 代；当年设立“一线”是为了与外界相互隔离，如今设立“二线”则是为了“一线”对外界的相对开放。深圳成为一个过渡空间，而内地与香港之间悬殊的经济势 差，以及特区在关税方面的特惠政策，使之沿着深港边界延伸成一个狭长的、面向香港的线性城市，造就了一线和二线之间的繁荣。
深 圳逐渐由小渔村成长成为中国最大和最年轻的移民城市。自发的冒险在这里是被允许的，它被视为是特区拓荒精神的一部分而受到鼓励，但整个特区依然受到了严格 监管，以确保“大同”之中“小异”仅限于局部。特区成立后的整个八九十年代，内地人进入深圳都必须持有“边防证”，经由军队把守的“二线关”，并接受边防 检查。深圳成了新时期的“围城”，在两道戒备森严的城墙之间体验着自由经济及其伴生的混乱。短短时间内，这个新城的迅速崛起伴随着各种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 副产品——黑金买卖、秘密走私和色情交易，这一“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原始积累进程，严重动摇了中共高层对特区的信心。1992年， 时已卸任的邓小平通过公开的“微服南巡”，向中央决策层发出了不能因噎废食的信号：“姓社姓资”不是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对军权的绝对控制则是特 区在源头上根正苗红的保证，深圳模式被正名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年，邓小平的巨幅头像被树立在深圳市中心最显要的位置，画面上的他以造物主般的 慈爱，看着背景中这座由他一手设计的城市，城市的上方写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南 巡的信号被迅速放大成深圳经验向全国推广的号角，几乎每个城市都相继建起了自己的“小特区”——依靠税收产业支持的“开发区”。讽刺的是，同时期中国最大 的特区省海南，因为在一场房地产主导的经济泡沫中败下阵来，成为一个失败的实验品——一个闲置了上千万平米建筑面积的“烂尾城”。然而，“海南教训”却未 能像“深圳经验”那样向全国推广。可想而知的是，在开发区全国开花的同时，有些成为了“小深圳”，而另一些则成为了“小海南”，这也恰恰证明了自发经济所 具有的双刃剑作用。
1997年7月1日，第一批解放军进驻香港；这块由港英政府管辖的殖民地，终于在鸦片战争的一个半世纪之后，变成了中国“一国两制”体制下的特别行政区；深圳-香港则变成了一对链接了经济特区(SEZ)和行政特区(SAR)的“双城”。主权关系上的改变，深港之间经济势差的缩小，加上“特区-开发区”从沿海向全国的逐级渗透，浦东开发区的崛起，以及中国在全球性事务中的深入，使深圳进入了一个更为开放的“后特区”时代。在香港-深圳-内地之间通关手续的简化——“一线关”和“二线关”的弱化，标志着严格监控下的局部实验已近尾声，全方位开放的中国正在接受和采取一种新的控制方式。
2001 A.D. - … [中国]
全球化与共产主义
深圳实验的价值不在于创造了一个新城，而在于发明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针对全球语境中的共产主义模式；它是共产主义中国主动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产物：对于深圳，这种语境主要体现为毗邻香港；而对于中国，则是一个正在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