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迟到的现代化

中国教育：迟到的现代化

Chinese Education: The Overdue Modernization

如果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分解成为不同领域的若干个方面，教育的现代化可以说是其中最为曲折和艰难的。在历史上，作为一种竞争性的社会分层机制，中国教育为 大多数个体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向上流动的通道，从而将个人梦想、国家战略和社会兴衰关联起来。然而在最近的一个世纪，相对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这些更能 通过集中投入而短期见效的“四化”事业，教育的现代化显得迟缓而滞后：“百年树人”的性质决定了这项事业跨越数代的长期性，而它与宏大的社会现代化目标相 匹配的专业谱系，更决定了其体制构建的复杂性。中国教育的艰难，不在于教育自身，而在于教育所处的社会困境：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需求过于复杂多 变，另一方面，支撑教育的经济基础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中国教育在近现代历史具有那些现代化的条件？而它又因为怎样的原因错失了哪些机会？与此同时，中国教 育的挑战也在于：如何在多变的需求和遗留的问题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协调教育在体制、目标、阶段、内容和方式等方面上的关系？如何针对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设 计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型？

邓小平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05

旧与新：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

前 现代时期的中国具有举世无双的本土教育模式，即以儒家学说为指导、以科举制度为核心、以文官政治为目标而展开的教育体制。这一体制良好地将民众的道德自 律、官僚的体制建构、社会的有序组织和文化的传承发扬结合起来，贫寒的读书人有望通过这一渠道步入仕途成为国家栋梁、或获得威权和名望成为社会精英，而统 治者也能通过科考制度的造血功能，源源不断地获取人才以进行政治上的自我更新和再造。

然 而，在“天朝上国”自我参照的世界观笼罩下，中国人建构起的这种开明而专制的文明秩序在前现代时期达到的高度，及其在进入现代化时期所遭受的牵制作用，都 多少与这种在自身的历史中回溯性地学习、引用和阐释博大精深的先秦经典有关。产生于诸子百家时期的中国先秦经典令人惊讶地具有早熟的特征。在2000多 年的时间里，从城市到乡村，从富家孩童到贫家子弟，以抽象的文言文写作而成的四书五经成为全国通用的儿童启蒙教材。传统教育在其知识来源的单一和阐释系统 的庞杂方面具有了“通识教育”的要素，其培养目标无疑是面向博古通今、学贯天人的通儒；但其抽象而概括的知识结构下，无疑也产生了大量死记硬背、身无长技 的庸才。尽管科举制度的设计是为了给整个中央集权下的文官政治持续输入新鲜血液，但由于这一机制过于紧密地将教育和政治捆绑在一起，集中了过多的利益，其 有效性不得不仰赖于中央集权对文官系统的监控力度，后者往往在皇权式微之际，通过系统化的徇私舞弊将科举变成集团利益的工具，从而将自身变成皇权的牵制力 量。

科 举通道的结构性坏死往往是国运衰退的一个征兆，但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这一机制目标和有效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当这些问题暴露在另一种可比较的教育体系 之前。近代对科举制度的指责大都集中于科举制度在内容和取向上的单一性，过度集中于战略性的古代经典，而不是与现时秩序的实用战术与时俱进。针对中国“通 才”教育重文轻理的弊病，以西方和日本的“专才”教育为母本的“新式教育”，通过传教士、租界政府和留学生输入中国，并分门别类的教学计划传达出了与社会 现代化相匹配的战略目标。这一输入如果与中国本土教育模式相嫁接，本可与时俱进地产生一种“中国化”的、适应中国国情的教育现代化模型，然而其结果却是持 续了2000年 的科举制被作为“晚清新政”断然废止。取而代之的学校系统和“新式教育”尽管在城市地区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主要在于其毕业生尚能填补口岸城市的新型职位空 缺），但整体社会现代化的不饱和状况，无法为大部分来自这一教育体系的毕业生提供计划中“多样化职业”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多变的国情和脆弱的经济基 础几乎无力支撑新式教育的庞大开支：用于统一的教材和制服、教学大楼和校舍、教师、管理人员、教学设备等一切面向程序化和正规化的成本，令乱世中的新式教 育本土化进程格外艰难，更使之无缘于贫苦的农村和边缘地区。反而，传统教育中私塾和民办学校的自发、低成本模式在这些地区的持续作用，恰恰说明了这种产生 于农耕社会的本土教育模式对中国国情的适应性。遗憾的是，传统教育作为前现代的遗产和新式教育作为现代的发展，在上世纪初教育体制的草率交接中，失去了其 制度性接轨的契机。

中国古代由私人自发设立的民间教学场所，就其经费来源包括家庭聘请的家塾、村族捐设的乡塾和塾师自设的门馆等，因学制灵活实用而遍及城乡。

1919

大与小：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

科 举的目标是从民众中选拔精英，其伴生效应则是知识在民间的广泛普及。与新式教育不同，前现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高度的教育普及率，并非在于国家有多大的投 入，而在于设计了一种从民间到官方的低成本循环机制：几本经典、一副笔墨，无需按部就班地交纳学费入学升学，也不论年龄长幼，通过最少的投入便有可能换来 权位功名——前现代的中国社会曾以这么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使得“布衣丞相”的梦想通过“十年寒窗”的奋斗变为可能，从而以自动自发的民间方式实现普及教 育。科举提拔了一批榜上有名的英才，同时也壮大了一批及第未仕或名落孙山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成为了其乡籍所在地的乡绅或教师，成为基层社会的组织者和教 育者，成为皇权在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延伸和文官政治的“在野形态”，正是他们保留了平民教育在乡村的素质，维系着乡村社会与上层建筑及其价值观的纽带，保 持了整个中国民间社会的活力。如果说科举制建构了一种以民间力量为主的循环方式的话，它的废止则标志着这一循环的终结，而昂贵的新式教育也无法及时弥补传 统教育失效之后留下的空缺，随之而来的则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失衡。当贫苦的农民们无法以“耕读”的灵活方式获得教育而从新式教育中“集体辍学”之后，整 个农村社会便因为乡绅阶层的文盲化和劣绅化而衰落，失去活力的乡村不再具有吸引力，而城乡之间的差距也从此开始加大。科举的废止事实上牺牲的是平民教育， 进而从根源上牺牲了整个乡村社会。

此 后的一个世纪中，乡村教育不得不借外来的力量来维持。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后，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各自的示范点上展开了乡 村教育实验，与废科举之前在乡村社会内部自给自足的知识生产方式不同，此时的知识主要依赖有道德感的精英以自我奉献的“下乡”方式输入，而此前这一工作通 常为那些有着同样奉献精神的西方传教士们所担当。“新农村”的概念呼之欲出，目标是要将农村作为城市的一个相关部分均衡发展，而弥补空缺的平民教育则是这 种发展的根本。晏阳初就将高度专门化的西方教育模式，对应地应用到他所看到的乡村社会弊病中：以文艺教育救愚、卫生教育救弱、生计教育救穷、公民教育救 私，同时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管齐下的方式进行普及；而梁漱溟则力图以本土方式重建一个乡土士绅阶层，以实现昔日“皇权止于县政”之时的乡村 自治。尽管在“新农民”还是“新农民组织”上取向各异，晏阳初和梁漱溟二人的共同理想则是通过在示范村的基础上塑造一种乡村复兴的模式，进而将这种模式推 广到整个国家。在这种立体的平民教育方式中，我们不难看到由精英“下乡”所带来的一套现代化理念和一个乌托邦社会的原型。表面上，这种模式似乎过于依赖精 英的觉悟和数量，但与此同时军阀阎锡山在山西以“村治制度”为基础、自上而下推行的义务教育运动，却足以说明官方的行政干预在平民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官方 可以通过制度性的设计，让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教学通道合法化、正规化，并通过宏观上的资源调配实现这种交互渠道的最优化。这种干预尽管与“不与民争利”的传 统地方治理方式大相径庭，却多少可以被视为是在废科举后所导致的不平衡的城乡两极之间的一种“反哺”，以取代过去那种宗族内部之间的互助：知识不再从地方 产生，而是由城市流向乡村，由精英流向平民，由官方流向民间。平民自教、精英主导和官方支持三者相结合，本可诞生出一种可行性的中国现代化模式，却因为日 本对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而搁浅。

农民地头结合生产内容识字

1942

红与专：思想政治教育和科技文化教育

教 育在民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所起的教化作用，可谓是中国教育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学说在中国又被称为儒教的事实，足以说明其准宗教的性质；它被广泛 地用于在内陆教化民众和在边疆改土归流，在道德伦理上维系着集体的凝聚力和内在秩序，是传统宗法社会和亚洲集体主义的根源。国家在政治上的合法化和推广是 这种教化的前提，一个庞大而深入民间的乡绅阶层则是这种教化的实际执行者。尽管1905年之后的乡村社会因为这一阶层的破产而加速衰落，但一旦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模式能够为另一种组织所继承，便有可能重新释放出集体主义的巨大能量。

1927年 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国共两党的分道扬镳，在“白区”和“红区”分别展开。与“白区”由执政党扶持的社会改良模式不同，“红区”的社会改造主要由作 为革命党的共产党主持，以苏联经验为范本展开。“白区”和“红区”之间的斗争被理论化为“阶级斗争”，其中“红区”又处于“弱势”，因此以“阶级教育”为 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手段，成为此时共产主义教育实验的核心。从瑞金到延安，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圣都”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红 色大熔炉”，整个城市几乎成为了一个军校云集的“大学城”。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制度下，这里的各层次的革命者几乎都能免费享受到面向革命的“义务教育”：从 负责党政军干部培训的苏维埃学校、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学院、工农红军学校，到负责儿童教育的列宁小学，以及各种面向平民的夜校、职校、识字班和 扫盲班，这些正规和半正规的学校，源源不绝地接收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朝圣者，他们在圣洁的革命光环下学习、生产、交流和憧憬，构成了上世纪第一次大规模 地将思想教育、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造结合起来的教育实验景观。而长征前后从瑞金到延安的转移，同样也见证了这种源自西方的模式实验从“原教旨”到“中国特色 ”的本土化过程，教育模式也相应由严苛僵化的苏维埃式教育体制，转向与各种灵活的本土模式相结合，包括开始接受在清末的教育改革中被边缘化的私塾。苏维埃 经验中缺乏的乡村部分，在中国的实践中体现出了相当的本土性：共产党员以工作小组“下乡”的方式在解放区的游说工作，无疑起到了当初乡绅阶层的教化作用。 而他们与乡绅阶层的本质不同在于：乡绅由地方产生并对地方负责，共产党员则来自外部并对党负责；而与在“白区”实验中同样来自外部的公共知识“精英”相 比，他们大都来自底层，感情上更加容易沟通，同时通过传授在“学校总部”中学到的知识，高效地完成阶级教育通俗化和生产技能实用化的教学过程，共产党员的 先进性也正是体现在他们为人师表的模范形象之中。他们的意识形态渗透作用，为共产党数年后战胜国民党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基础。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西南地区建立起了与共产党的“根据地教育”相对应的“大后方教育”。同样是战时教育，毛泽东和他毕生的对手蒋介石在各自的属地内发展出两种不同的教育观：前者是以“延安大学”为代表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中政治与教育的关联在1942年 的整风运动后被发挥到了极致；而后者则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科技文化教育，它是国民党的政（治）教（育）相对分离的产物，由于几所内迁的高等学府在战 乱中的临时联合，碰撞出上世纪最绚烂的自由知识之光；前者的主要成就在于为日后领导共和国的上层建筑培养了一批素质过硬的干部，尽管“战时共产主义”和“ 普及阶级教育”也使一代文化程度不高的底层“大老粗”成为了掌权者；后者则因为大后方相对独立的文化土壤而孕育出一批重量级的科技与文化教育精英。当共产 党赢得解放战争之后，这两个教育系统中产生的干将终于在新民主主义的框架下走到一起。政治思想和科技文化的良性结合本有可能产生一个立体化的、又“红”又 “专”的、适合新中国现代化的中流砥柱。遗憾的是，在1957年短暂的“百花齐放”之后，自由知识分子们被打入冷宫。思想政治教育在此后的20年中占据了绝对上风，并在“文革”中达到顶峰，而科技文化教育则受到长期无法愈合的结构性创伤。

1977

外与内：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

前现代中国 “ 小（集权）政府，大（农耕）社会”的治理模式产生了一个“藏富于民”的社会，对家族私有财产的保护与继承也产生了一个“自学于民”的教育体系。垂直一体化 的宗法社会家族谱系对于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要求，极大强化了“家教”及其派生出来的“家塾”、“私塾”、“乡学”等非正规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成为了传递 家族信念、维系家族凝聚性的基因。作为一种应试教育，科举考试选拔的是社会的治理者，而不是落于技艺的匠人；在家族子弟的素质培养方面，以科举为核心的传 统教育更侧重于一种基于“家国同构”价值框架的治理素质：上可入仕做官，下可返乡成为家族产业的管理者或乡族经济体系的运营者，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将儒 家的社会理想和个人的社会改造实践结合起来。在这一方面，传统教育体系可谓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良好结合的一个典范。

在 技能教育方面，尽管前现代中国也产生了如《营造法式》、《天工开物》等百科全书式的技术文献，却一贯被传统教育排除在经典教材之外。技术更多地以师徒父子 “耳提面授”的方式，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流传；一些独创性的科技发明则更以“秘不外传”的垄断方式单传于家门或行业内部，以作为低度契约化社会对“自主知识 产权”的一种保护。这种手把手的传授方式尽管缓慢，却足以保证教学质量。然而科举制度重文轻理的取向，以及技术局限于家族或行业的推广方式，使得科技在前 现代中国的发展既没有高速发展的土壤，又缺乏广泛应用的有效渠道。新式学校的合法化使得专业化的技能教育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得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 育的比重极大地向后二者倾斜。家庭和学校第一次在教育的价值观念上发生了冲突：家庭变成了专制保守的桎梏，学校是民主与科学的大本营，而社会则是自由思想 与激进主义的战场。这一变化直接开创了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中国学生运动时代。半个世纪之后，同样以激进的学生运动为导引的“文化大革命”，试图针对以 上矛盾建立一种既不同于以往的家庭教育和文官政治、又有别于西方的学校教育和技术治国的独立模式：应试教育被取消，交白卷受到鼓励，学生们被“造反有理” 的口号动员起来，批斗自己的父母和老 师、冲击来之不易的教育机构；家庭、学校、社会相辅相成的教育格局被彻底改变了。当学生用激进的社会教育打倒了陈腐的家庭教育和官僚的学校教育之后，社会 教育本身也因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而瘫痪。在“大串联”中临时站在一起的学生们被遣散到乡下“向贫下中农学习”，此举似乎是想恢复当年延安在素质教育方面的 经验：将先进的文化教育理论与生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在无所事事的乡下复制战时教育的热情谈何容易。学校系统曾被指责依赖课本而远离生产实践，而当这些 脱离了学校系统的下乡知青体会到体力劳动的无谓之后，又重新开始怀念有书可读的学校生活。

对“素质”这一概念在思想、专业和实践方面的定义摇摆，以及在集权和放权之间周而复始的循环，使得中国的教育和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在“文革”十年的人才断档之后，邓小平对“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战略回归，使得后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对高等人才出现了井喷式的需求。这些构成了1977年 恢复高考制度时的历史背景。高考可以说是中国式的科举取士制度和苏联式的教育管理制度的结合，在“取士”方面以书面成绩量化定夺，与中国“择优录取”的公 平竞争观念相符。然而同时，基数巨大的考生竞争和“一考定终身”的录取方式，使得这种制度难以规避应试考试中出现的偶然性失常；过多的压力不仅使得这场旨 在评估“德智体美劳”综合能力的考试变成了单纯的、甚至是投机取巧的应试能力竞争，也产生了一批不择手段追求升学率的学校和高分低能的“书呆子”；而它所 集中的利益更使得围绕着这一应试制度所产生出来的行政体系变成了一个寻租空间，其中隐含着可想而知的体系化腐败风险。在恢复高考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一 制度在为中国现代化提供英才方面贡献显著，同时作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依然存在大量可改进的空间。其核心在于适量减轻高考的压力，在高考的外围提供更 多的缓冲空间，创造有吸引力的中等教育机会，为落榜生提供多样性的选择和在不同分层之间升级的机会。建立一种各有千秋的社会分层机制，使得面向各种人群的 素质教育能够在压力与吸引力共存的应试体系中最大化，并能与中国现代化中出现的多种需求相契合，将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长期目标。

在 中国轰轰烈烈闹革命的年代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是一切行动的核心思想，就连教育也不例外，学生的一切成绩与胜利都归结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他们所学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为革命服务，课堂成为了战场，学习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在中国轰轰烈烈闹革命的年代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是一切行 动的核心思想，就连教育也不例外，学生的一切成绩与胜利都归结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们所学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为革命服务，课堂成为了战场，学习成 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在中国轰轰烈烈闹革命的年代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是一切行动的核心思想，就连教育也不例外，学生的一切成绩与胜利都归结为毛 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们所学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为革命服务，课堂成为战场，学习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

在中国轰轰烈烈闹革命的年代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是一切行动的核心思想，就连教育也不例外，学生的一切成绩与胜利都归结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们所学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为革命服务，课堂成为了战场，学习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

2007

今 天，我们在重新评价各个时期教育体制的利弊时，应该将各种体制的方式与其设立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考虑，并就这种目标与当代战略的吻合程度来探讨体制之间的 参照可能。中国高度发达的前现代性建立在农耕社会“文官集权政治”的治国理念之上，在辽阔的疆域中长久地维持地方和中央的平衡，要求中央政府能够恰如其分 地运用其内聚性的手腕，既“还利于民”以给地方留有自主发展的空间，又不至于使这种自主性发展成为不稳定因素，而技术则长期地被视为是一种不稳定因素而在 文官体系中被边缘化。从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则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技术基础，以及维持这一基础的庞大的技术官僚团队，从而在根本上触及了文官体系的结 构。中国现代化的结构性软肋正在于此。它需要在文官体系中以同样内聚的手腕引入技术官僚，在同样平衡的地方中央关系基础上，逐渐向高成本的、现代化的国家 机器升级。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系列挑战也在于此：如何在落后的中国腹地恢复一种低成本的的普及教育模式？如何在城乡之间建构一种可持续、可循环的师资交流 渠道？如何借助非政府组织和其它民间力量切入到那些政府无暇顾及的领域？如何建立一种与社会需求相匹配的、与时俱进的教学体系？如何将传统教育“外圣内王 ”的宏观素质目标和新式教育“术业专攻”的微观技术目标结合起来？……所有这些在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转型，正是我们需要完成的。

《中国教育》是《城市中国》对第12届 卡塞尔文献展提出的第三个主题“什么是需要完成的”所作的回应。至此，《城市中国》以完全特刊的方式，对文献展三大主题的中国回应已全部完成。从总体上 看，《新农村》、《中国家庭》和《中国教育》都回应了第一个主题“现代性遗迹”，分别就中国前现代社会的乡村建设模式、地方组织模式和知识生产模式、以及 这些模式作为“遗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而展开；《中国家庭》回应了“什么是赤裸的生活”，因而更侧重于个人生活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的集体性遭遇； 《中国教育》则将“教育”视为是所有现代化变革中最重要的目标，并且侧重于教育对社会所起的缓慢而深刻的作用。如果将这三个回应比喻成为有关中国现代性的 “三部曲”，那么，如何将前现代性遗产转化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积极要素和“中国特色”将成为一个持久命题。《城市中国》将努力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记录者 和推动者。

中国热——大国崛起中的多重形象

中国热

——大国崛起中的多重形象

世人常以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美国来描绘世界中心在不同时期的结构性位移，并断言21世纪将属于中国。无论这一断言成立与否，一系列计划中和意料外的重大事件令2008年成为“中国年”，中国作为本世纪呼声最高的“世界中心”而倍受瞩目，它将通过这些事件完成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它的形象也将以“中国热”的方式传遍全球。

“中国热”并非21世 纪的造物。历史上，中国不仅曾作为亚洲文明的文化输出源头，以汉字为媒介将当时最具先进性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辐射到整个东亚地区，同时中国形 象还作为“东方形象”的主体，通过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穿越欧亚大陆之间的地理瓶颈到达西方。早在第一个千年的唐朝和第二个千年的元朝，中国就分别对亚洲 和欧洲发生过重大影响：亚洲地区的“藩属国”通过在大唐派驻使节和留学生，令华夏文明通过语言、礼制、宗教、医学、美术、建筑、园林、音乐、工艺、服饰、 饮食等分门别类的体系化方式在周边国家得以延展；而几百年后，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通过他的东方游记，将世界另一极的乌托邦形象及其对丝绸之路沿线的深刻 影响带到了禁锢的中世纪欧洲，从而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吸引着源源不断的商人和传教士从西方前往中国，他们从中国舶来的奇珍异品和文化理念，迅速成为了风靡 欧洲的时尚，为封闭的欧洲树立了赶超的模范。

两 次“中国热”都发生在大一统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期，唐元两朝都与世界保持着较为开放的国际关系；然而对于近在眼前的“藩属国”和远在天边的欧洲，两次“中国 热”却造成了不一样的波动：“藩属”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外交制度，一方面将中国帝国的军事威慑施加于邻国之上，另一方面也带去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光环， 使其从制度到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受益于“天朝上国”的榜样；尽管有着两希文明基础的欧洲，从来就没有将中国视作“君主国”而屈尊俯就，但中国作为另一个强大 中心的出现，挑战了政教一体在欧洲的合法性，打破了欧洲人的欧洲中心观，为他们重构起一个广阔的、值得冒险和征服的世界秩序，并随后加速了全球大航海与殖 民时代的到来。这也反过来使欧洲人在日后以几近野蛮的方式，改变了中国自我中心的天下观。对于亚洲，“中国热”以脱胎换骨的“同化”方式推动了亚洲诸国的 前现代制度建设；而对于欧洲，这种制度则被视作一种具有异教色彩的参考模型，并在与自身模型的比照过程中，发现某些颠扑不破的信念的可疑之处，从而间接推 动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第一次“中国热”直接推动了欧亚大陆东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圈的形成，第二次“中国热”则间接推动了大陆另一端的欧洲中心的 升级。

之 前两个千年的“中国热”在前现代的全球秩序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为第三个千年的“中国热”提供了一种正面形象：一个产生过无数灿烂文明成果、却怀柔于天下的 东方大国；然而前现代中国在实现现代性转型时所选择的共产主义道路，却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全球两极化格局中被树立成为西方世界的对手，以至在柏林墙倒塌之 后，冷战思维的幽灵依然不时徘徊在西方主流舆论对中国的价值评判之中。中国形象至此变得更加多重：既有对古代帝制中国和红色共产中国的双重情感，也有对潜 在威胁和巨大市场的双重标准，这导致西方社会面对中国不时陷入一种敌友矛盾。中国形象在2008年 的一系列重大突发性事件中的左右摇摆，正是这种矛盾心态的反映。讽刺性的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非此即彼的了解，全然不能同步于其在交通和通信方面的技术发 展；对中国夸张而自相矛盾的描绘、对黄祸的恐惧、以及对中国习惯性的妖魔化，与帝制中国时期以“九畿”划分天下、视其它国家为“戎狄蛮夷”的一元化思维如 出一辙：古代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不了解，某种程度上正与当代中国作为一种常识在西方公共领域中的缺失相平行；其中的乾坤变化，无非在于“中国中心”变成了 “欧美中心”。“中国威胁论”正是出于对异己的后发力量的不理解和不信任，成为文化上的一元思维和政治上的二元对立的产物。

与 历史上横断于欧亚大陆之间的天然屏障不同，今天横断于东西半球之间的，是阻碍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的意识形态屏障。理解中国模式，要点在于理解古代中国和当代 中国之间的因缘脉络；理解这支文明体系既特立独行又兼容于世界的“上善若水”的治理特征；理解这种文化在不同环境中的自我更新机制，以及它在边缘与中心、 民众与精英中的多样性呈现方式和对不同族群的揉合方式；理解中国作为一个从国民收入到人口素质都欠发达的国家，在短期利益和长远目标之间的取舍关系和福祸 相依的本质。2008年 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奥运这项国际盛事，能够以“中国热”的曝光方式极大地加强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加强中国作为一种新的模式、“和而不同”地融入国际 社会的程度，进而推动一种多元共生型全球政治生态的形成。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现代性转型上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而这种华丽转身能否最终稳健 而高效地完成，则取决于国际社会在理解中国问题上能够表现出的相应弹性。

“ 中国热”的核心，是国际世界对于中国模式的畏惧或好奇，以及出于不同立场对中国价值的重新解读。和前两次“中国热”一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势必在各个领域 激起全方位反应：从国际政治到全球经济，从全球展览中的中国主题到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元素。然而“中国热”的积极意义，绝不在于恢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流于浅 表的异国情调和“中国风”，而在于为那些西方模式无力解决的“全球化后院”提供一种和平崛起的模式，以及通过东方文化的复兴，中和目前由西方主导的文化帝 国主义。这种对于发展中世界和发达世界的双重作用，将成为对前两个千年“中国热”所起的世界意义的实质性继承。

而 对于中国内部，“中国热”的意义也绝不仅限于民族主义的荣誉感膨胀和自信心回归，而在于通过由来自国际社会的政客、商人、记者、人类学家、传教士、外交 官、建筑师、游客等多样性视角，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一种国际监督的舆论环境，以弥补集权国家在监督机制上的不足，平衡发展中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不确定因素，从 外部推动中国的决策机制从国家监督向社会监督转型。中国需要做的，则在于通过策略性地调整变化的国内国情与五光十色的国际舆论的关系，同步保障中国渐进式 改革的稳健性和“中国热”的持续性，并以此为基础在国际舞台上持续扮演积极角色。

姜珺

2008年6月，罗马-北京

从911到512——现代化的危机和危机中的现代化

从911到512

——现代化的危机和危机中的现代化

关 于中国的盛世危言有过多种推测和想象，其中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奥运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里程碑，而且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分水岭。中国经济将在这个拐点 后放缓，而各种过去一度隐蔽在经济增长和人口红利背后的种种危机，将以彼消此涨的方式浮出水面，中国“又快又好”的契机进取型发展将不得不向“又好又快” 的危机防治型发展转型。然而，无论这些事前的危机预警或灾难想象如何耸人听闻，它们在2008年出现的形态、强度、频度、以及系统性和复杂性依然超出了所有预言者的想象：从气候变化（雪灾）到地质活动（地震），从政治难题（拉萨骚乱）到经济风险（地产泡沫），从内部动荡（股市跳水）到外部冲击（石油涨价/金融海啸），从部门失职（火车相撞）到行业舞弊（毒奶粉）等等。接踵而至的危机新闻和与奥运相关的盛世主题，已经交错结合成2008年中国传媒叙事的主旋律；而在这种悲喜交加的戏剧性背后，则是盛世与危机、高速与高风险相克相生的恒常逻辑；中国将随着自身的现代化而进入一个高效力与高风险并行的阶段，危机管理也将随之成为显学。

还就在不久前的此时，发生在大洋彼岸的911事件打开了二十一世纪危机叙事的第一页。这场全球实时转播的恐怖袭击事件显示出比好莱坞灾难片更为超现实的一面，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在于：那抹去了资本主义世界权力地标的工具，并不是天外来客或核武器等不可思议的力量，而是日常的民用航班。这使911成为微型危机时代的序幕，危机可以通过航空（劫持）、邮政（炭疽）、水道（投毒）、网络（黑客）等日常渠道传播扩散，并成为对中心构成威胁的规模效应，而这些渠道的畅通无阻和无处不在，在作为现代化标准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七年后，中国腹地的512地 震则从另一面展现了现代化在危机应对上的重要性：灾区在数十秒内因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中断而成为几乎与世隔绝的孤岛，随后的营救则伴随着整个国家系 统和社会资源对之的替补和抢修；而灾后重建则意味着在更长的时间内对受创地区的整体秩序重建，灾区的“再现代化”也因整个系统在危机中暴露的问题和因此催 生的制度转型、而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从911到512，现代化显示出其载舟覆舟的双刃剑效应；现代性固有的这种双重作用不仅逐渐成为人类在现代主义之后的思维主导，也正在为更有效的危机管理提供辩证的框架。

1.主生与次生

[Primary & Secondary]

现 代化的高风险在于它通过政治、经济与技术将人类社会系统化的同时，也潜在地为灾害的系统化提供了条件。灾害在总体上是一个链接了气候、生态、粮食、卫生、 政治、经济、社会、网络等子系统的非线性系统，原生灾害在局部上的线性效应，将可能通过现代化提供的系统平台衍生出大量差异化的次生灾害，从而产生总体上 的非线性效应。原生灾害只是次生灾害的导火索，而一旦引爆了次生灾害，便具有了一个非线性系统的混沌性和不可测性，从而反过来倍增了应急系统在方位与规模 上的挑战。

重 大的危机和灾害通常都具有个体无法感知的广度和深度，它们永远都是在事后才被由杂乱无章的线索编织成逻辑井然的推理网络，成为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的纪实故事；而即使是这种编织，也需要结合政治家的战略思维、经济学家的慎密逻辑、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学家的跨学科能力，才有可能还原危机与灾害在发 生时的全貌。因此，一个“未雨绸缪”的应急预案往往也是一个“草木皆兵”的方案，重大危机在现代化系统中的蝴蝶效应，使得没有一个领域可以有把握独善其 身；而在一个全球化平台上的危机，则有可能通过大气洋流、跨国贸易、能源管道、国际金融、外交政治或互联网络、以多米诺骨牌的方式跨界传递，从而将区域的 风险全球化。全球化所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因而也同时是风险共同体；同样，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样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独善其身。

2.天灾与人祸

[Natural Calamities & Man-made Disasters]

任 何自然灾害最终都多少会导致某种社会危机。通常，这种社会危机作为隐患早已存在，它们早已暗中降低了系统的防灾免疫能力，自然灾害只是将漏洞暴露了出来， 从而以外来威胁的形态引爆了内在危机。因此，表面上常常是天灾导致了人祸，事实上则是人祸放大了天灾。天灾是自然界非线性系统在临界条件下产生的极端产 物，而人祸则有着不亚于天灾的内在性和隐蔽性，个人决策的失误、机构执行的失职、团队沟通的失和、总体机制的失衡，都可能最终导致社会系统的失控。然而， 相对“怨天”，“尤人”显然更容易导致社会危机。恶劣的天灾在成功的应对下能够转换成为社会凝聚力的动因，而失败的应对则可能导致人心涣散、群体恐慌或民 怨四起，足以将“外患”演变为“内忧”。

人 祸所导致的“尤人”性质往往以危机中的某个关键人物引咎辞职收场，即使这个人物在整个系统中只是一只替罪羊。但在更为宏观和隐蔽的人祸中，社会矛盾甚至可 能像在天灾中那样找不到发泄对象，以至于这种人祸具有了“大象无形”的上帝手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的“劳资关系”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因为产业链条上下游 之间的跨国化而变得遥不可及；而国际游资利用浮动汇率制度在金融风暴中洗劫国民财富，更使受害者欲哭无泪。早期资本主义所经历的野蛮生长，实质上是资本的 趋利性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来得比避害性更为迫切、从而产生的“血和肮脏的”可见风险；而随着这种风险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向第三世界国家转嫁，资本主义便能够利 用其处于产业链上游的主动权，重新分配财富和风险在上下游之间的不对称比例，并在上游的发达国家建立起一幅福利社会的乌托邦景象，以此“洗白”其野蛮血 性。

体 制设计上，后资本主义的福利社会最大程度地规避了个人的经济风险；然而，社会的过度福利化不过是比《摩登时代》中可笑的机械流水线更为温情而隐蔽的另一种 规训。个体的任何越轨行为都将冒着失去福利的风险，循规蹈矩的必然性思维使个体在一个充斥着交通指示、行为规范、使用说明和安全警示的保险环境中，被异化 成为一个只会墨守成规、缺乏临界体验的“傻瓜”：一旦其默认的常识在真实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中被颠覆，个体的麻木就会变成内心的恐惧。后资本主义的日常危 机正始于此。

3.集权与网络

[Centrality & Network]

中 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幅员辽阔和作为一个集权国家的政体模式，注定了其灾难的多样化和综合性，及其在危机治理模式上的中国特色。中国之大，令大规模天灾无法成 为覆盖全国的灭顶之灾；而集权体制在全方位地调集资源和动员民众方面所具有的传统优势，以及灾时实行高度集中的抗灾模式在统筹决策方面的力度和效率，则令 以“举国之力”从非灾区向灾区实施大规模援助成为可能。而从地理战略来看，中国背山面海的领土格局，维持了中国与世界之间可进可退的余地，从而有可能在全 球性的危机格局中，以启动内需的方式相对独立，形成广阔腹地与漫长沿海之间的互补互助的抗灾模式。

而另一方面，决策上的高度集中同样也有着集权模式固有的风险。一个全能的政府同时也是一个全责的政府，在集中权力的同时承担起过多责任。总理于512当 天亲赴震区一线指挥救灾，并直接在国务院下设统筹各大部委的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一方面反映了中央政府在大灾面前的即时应变能力，另一方面，这一部门的临时 性以及总理于其中的事必躬亲，又反映了一个常效的、具有同等调度权的综合性应急机构在中国的体制设计中的空缺，部级间的联席会议和联防演练便因此无法做到 未雨绸缪。被称为“小国务院”的国家发改委是具有这一部门间协调功能的唯一机构；然而相对而言，这一主攻宏观调控的机构在职能上更倾向于“趋利”而不是“ 避害”，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在应对综合性灾害的制度设计方面依然存在结构性缺陷。

如 果说准军事化管理的集权模式适用于危机管理初期的紧急救援，平级机构间的网络合作则适合于危机管理后期的灾后重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当地企业与援建企 业、不同领域的专家、迁置人口和原住民等各方面的利益攸关体之间需要就复杂的灾后问题进行广泛的协商与博弈，这一过程固然降低了决策效率，但也分担了风 险，并且以鼓励参与的方式提高了微观主体自身的抵抗风险能力。在这里，中国式的集权计划模式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模式在针对不同级别的危机管理上，都采取了 跨越体制的变通。美国政府在911后设立了“国土安全部”以整合原有政府机构中的相关部门，以此加强了应急管治方面的集权性；中国政府在512中实现的对媒体透明和对NGO和 社会力量开放的政策，也超越了此前一贯的国家主义作风；而在最近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中，美国政府采取的大规模干预市场政策，罕见地在西方自由市场经 济中采取了东方式的计划手段。事实上，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年初提出的“患生治”：政治体制乃是一种产生于危机、并优化于危机的应变模式。危机尽管有着表面上 的负面效应，却也通过将体制置入临界状态催化了它的转型，在破坏的同时完成了体制的重构。

4.危机与契机

[The Turning Point to Bad & Good]

“ 风险社会”被提出这一理论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形容为“文明的火山”。这一接近于矛盾修辞法的描绘展现了一种人类文明的终极造物：它有着乌托邦和 反乌托邦的双重气质，是由各种局部的理性决策在总体上组成的非理性结果，由无数微观的完美结构在宏观上组成的黑洞。现代文明的进化过程也就是一个定期爆发 的火山逐渐形成的过程。就像生活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对地震早已习以为常的日本人一样，生活在文明火山上的人类将逐渐习惯这种常态化的周期性危机爆发。问 题在于，文明火山的爆发是否将随着文明与其自身危机之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相互升级而愈演愈烈？人类对危机的习惯程度和应对能力是否跟得上危机升 级？抑或我们的每一次升级的危机都将彻底刷新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文明是否最终将以一次“总危机”的爆发而告终或归零？

西 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重大差异之一，在于西方文明建立在以野蛮征服的“原罪”基础之上，通过科技不断战胜自然、并最终以“启示录”和“最后的审判”的末日作 为文明的终点。而在东方文明中却没有类似的末日论，而是阴与阳、死与生、危机与契机之间的相生相克和相互转化。这种源自农耕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观，在近现代 西方对东方的胜利中被迫中断；东方文明从周而复始的环形发展轨迹，走上与西方同步的线性轨迹，从而也被迫接受了以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的现代化游戏规则，与 西方一起被绑上了人类现代文明的火山。在这座火山上周期性爆发的战争、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恐怖袭击和金融风暴不断以破纪录的方式刷新我们对危机的认识， 同时也在残酷的利益博弈中演化出国际间组织、国家、企业、机构相互制衡的精确规则。游戏规则不断在危机中得以修正，危机的废墟上不断进行着战略重组和秩序 重建。危机在旧秩序的解构中变成新秩序再生的契机，二者在福祸相依的古老辩证法中完成转化。

最 终，对于中国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将危机转化为契机？如何将废墟上的重建转化为制度性的升级？我们将如何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如何以我们古老的和谐理念对 现代性模式中某些积重难返的方向进行修正？我们如何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并将之作为我们在不断反省中实现现代化的动力？

能源战略-全球危机中的中国对策

能源战略

Energy Strategy

全球危机中的中国对策

China's Countermeasure in the Global Crisis

1964年，英国建筑组合“建筑电报”（Archigram）在 其同名杂志上以科幻漫画的形式发布了名为“行走城市”的方案：一组长着机械长足的城市巨构物，顶天立地地行走在人类世界的地表，它们的自由游牧使其超越了 传统城市的驻地性，从而也跨越了城市的固有边界，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单位。“行走城市”的庞大幻想显然建立在无限能耗的假设上，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西 方世界自工业革命之后就逐步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行走城市”充分展现了这种文明通过“全自动”获得“全自由”的乌托邦蓝图。然而不到10年 之后，一场空前的能源危机宣告了这个底特律机动神话终极版本的搁浅，从而暴露出这种建立在无限能耗基础上的科技文明的不可持续性：“全自动”令人类社会的 人力、物料、资本和信息可以通过汽车、航空、通信或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更为高效地循环，然而当这种机动循环超过了它所依赖的水、氧、碳等自然循环，以及能源 生产和环境自净能力时，“全自动”体系便会因为环境恶化和动力缺失而失灵，从而释放出隐藏在科技另一面的全部风险。

“ 行走城市”如同希腊神话中从大地母亲中汲取能量的巨人，它的全能形象建立在它必须脚踏实地地立足于地球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之上——一个由无数生命要素以极其 偶然的方式在浩瀚宇宙中完成的精妙组合，它成为为整个人类世界提供基础和动力的“终极基建”。原理上，地球上的一切能源起源于宇宙爆炸释放出的能量，它转 化为天体内的反应和天体间的运动，并进一步在地球上激起大气运动、洋流循环和光合作用等次生反应，这些反应及其蓄积在生物、化石中的变体，成为“终极基建 ”的主要能源形态。尽管理论上任何物质都能转化为能量，从利用效率上看，目前只有为数极少的一组以化石形态存在的物质形式成为了“能源物质”——煤炭、石 油、天然气等；这些化石能源在“终极基建”中的血液作用、以及它们在总量上的短缺状态，则进一步令之成为了与国家安全性命攸关的战略资源。

化 石能源的形成忠实地反映了地壳板块的沧海桑田。与人类文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世界性位移一样，地壳运动和气候变化同样也令地球生态及其遗留物在 漫长的时间中发生着位移：冰封的高山曾经是丛林密布的热带，荒芜的沙漠则曾是微生物的海洋。显然，这一切混沌系统中的自然演化不会遵循任何人为的区划逻辑 和政体设计，而对于最具战略性的油气能源而言，满足其形成的盆地条件却更倾向于在地表形成沙漠——一种更不利于人类居住、因而更不具有竞争力、不适宜生成 大规模高消耗的现代化城市的环境。正是“终极基建”在资源供应上的“表里不一”，造就了油气富集而欠发达、低消耗的能源生产国和油气贫乏而高发展、高消耗 的能源消费国之间的巨大供需张力。

尽 管地球有着既定的油气能源总量，但有限的勘测能力只是片段化地呈现出了这一深藏不露的能源图景；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不单给饥渴的世界带来希望，也带来了新的 不确定因素。如果说世界能源生产中心的位移取决于这种自然生态的不定期恩赐的话，世界能源消费中心的位移则取决于城市生态的变迁：从19世纪的西欧到20世纪的北美到21世纪的亚太地区，能源消费中心的位移是一个与世界结构中心的位移相平行的过程。在这不对称的“自然-社会”资源版图上，西欧-北美-亚太的少数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形成的世界能源需求中心，围绕着“北非-波斯湾-里海-俄罗斯-拉美”的少数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世界能源生产中心，以钻井、道路、航线和管道构建起地缘政治的天罗地网。

自 油气能源的战略价值被发现以来，它们在地层中的不均匀分布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战略格局和游戏规则。这是一幅充斥着领土纠纷、资源争夺、价格竞争和政治博弈 的全球图景。伴随着新的能源产地被发现和能源中心的位移，利益与冲突交织的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大国因其对能源安全和战略储备更为迫切的需求，竭力通过其 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手段在能源秩序中起到主导作用；而那些在全球秩序中被边缘化的小国，或被大国纳入各自的能源战略，或以其在能源网络中的地缘优势， 形成与大国分庭抗礼的国际“行会”。对于能源进口国而言，能源安全关系到其经济发展、国防安全和政治稳定，因而围绕着寻求低价而稳定的能源供应而展开的外 交运筹，成为国家战略大局中的重要环节；而对于能源出口国而言，首要任务则是通过政治、外交、军事等手段将手头的能源筹码转换为捍卫国家利益的战略武器， 在列强环伺、风险四伏的能源战场上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分量，同时通过能源收入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和多元化以提高本国的竞争力和 可持续性。能源不再简单是可供燃烧的原料，而被作为谋取国家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的战略武器和有着杠杆效应的“外交货币”。

能 源与现代化程度不对称分布所导致的一个矛盾性后果，就是更为发达的能源进口国不得不将其命脉建立于错综复杂的外部市场上，后者的不可测将前者绑架在一个受 制于人的被动情境中。能源进口国越发达，在能源危机中承担的风险就越大，因而也就越受本能和利益的驱动，不惜代价地建立一种于己有利的国际秩序。吊诡的 是，上世纪后半叶曾经以太空竞赛和核武器为战场展开冷战的交战双方美国和俄罗斯，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却以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最大的石油输出国身份，重新 成为了能源战场两极上的“超级大国”。前者不仅是几次中东/海 湾战争的主战方或幕后操手，也是通过离间石油输出国而建立起“石油美元”这一霸权货币体系的始作俑者；它以其独有的铸币权确立起的“全球央行”货币中心地 位，与它所缺乏的“全球石油储备”能源中心地位相挂钩，以石油取代黄金成为美元背后的物质支撑。然而，石油在现代世界中被赋予的政治性和敏感性，使之相对 作为“货币之王”的黄金具有更不稳定的“劣根性”：维持美元稳定就必须维持石油稳定，这一畸形的纽带关系使得一个建立在全球能源供需网络上的多边体系，必 须由一种单边的力量来维持其稳定，最终构成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货币-能源-军 事”三位一体的霸权基础。作为美国的宿敌，俄罗斯在后冷战时代河山变色的挫折中，借助油价飙升的东风，以其强大的能源储量东山再起，以多元化的石油出口政 策“以夷制夷”，周旋于伊朗、委内瑞拉等石油输出国中的反美力量之间，目标直指建立一个不以美元结算、从而不受美国支配的“后欧佩克”。这将直接触及美国 的核心利益，并且将对全球能源的战略格局、以及全球能源安全产生重大影响。能源的供需两极之间游戏规则的改变，将渗透到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 节；它将有可能使能源格局的演变不受个别国家的干扰，而成为全球协商与博弈的共同结果，世界秩序是否能在化石能源最后的“有效期”中得以稳定维持也将取决 于此。

同 样遗传了冷战格局的是，中国在能源战略中属于有别于美俄双反的第三种力量：既与美国一样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又与俄罗斯一样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这种中间定位注定了中国将在全球能源地缘政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高速的城市化也高速地将中国绑上高能耗的漩涡，因而也将低油气储量的中国与动荡的国际 能源市场捆绑起来；而中国从中能够购买的份额，不仅受到“石油美元”的钳制，还需要面对日本、韩国等能耗大国的竞争，以及分担80%原 油必经马六甲“咽喉”的风险。“开源”和“节流”，成为中国在这一国际风险环境中保障自身能源安全的双重策略。对外，在冷战的幽灵重新徘徊在中东和里海的 能源战场上时，中国沿袭了它在毛泽东时期的外交策略，在非洲、拉美等超级大国争夺的第三世界中间地带开展广泛的能源合作，同时通过与缅甸、哈萨克斯坦等周 边邻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辟更多元化的能源供应路线；对内，一方面寻找和建立更独立的能源体，以西气东送、西电东送等日趋密集的基建项目完善国内地 区间的能源网络，另一方面从国家到社会推广节能技术、强化节能意识，通过减少对外依赖提高应对能源危机的能力。

中 国在能源战略上的对外弹性外交和对内自力更生，不禁令人回想起毛泽东时期的某些作风，也令人更加理解发现大庆对于身处帝国主义封锁的新中国的重要性，理解 大庆的自主精神如何成为整个国家工业的榜样，以及理解为何几代领导人对三峡工程情有独钟。然而，当时的中国境况也为今天留下了结构性障碍。中国作为世界最 大的产煤国，在其被封锁的岁月中选择了将煤炭作为其主要能源，从而使得煤炭在一次能源的消费结构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相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煤炭笨重而肮脏 的“劣根性”在中国不饱和的现代化环境中被展露无遗，并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加速而构成对生态环境的巨大威胁，成为全球变暖的元凶之一；煤炭深度加工技术的不 足也令整个以煤为主的能源产业被扁平化，从而从生产环节开始就呈现出贫富差距、生产事故、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这一结构性矛盾，将成为中国能源战略优化中 无法回避的问题。

寻 找化石能源之外的替代品是“开源”更可持续的含义。核能是化石能源之后最主要的新能源，热核反应以人工方式模拟了地球大部分能量的起源——太阳，在良好控 制下将可能成为真正取之不尽的替代能源，它标志着科技对人类福祸相依的双重效应。同样是科技，还将有可能通过模拟光合作用、提炼生物质能、电解水等方式， 完成在化石能源耗尽之前找到其替代者的使命。对于科技的幻想曾经激发出像“行走城市”这样天马行空的方案，如今实现这样的方案依然并非天方夜谭，但前提是 它能否在“开源”方面成为人类自动化梦想的救世主。而且可以想象的是，面向低碳、清洁和可再生的“绿色科技”，将比早期建立在无限耗能假设上的科技要更为 复杂。

而 “节流”方面的含义或许更值得我们每个人反思。人类曾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对其生存环境怀有敬畏，中国人也曾经在几千年中奉守着一种天人和谐的世界观，并且在 其农耕文明的低技、低成本实践中创建了有限度开发、循环和再生的典范。尽管现代化可能是一辆无法回头的单程车，但有关和谐共赢的古老理念将不仅适用于人类 与自然相处的自然生态，也适用于国际间的政治生态和能源安全。广义上，它将能源、粮食、水、大气、土地与人类的人口、生产、金融与消费等行为全部联系起 来，既是国家战略，也是企业责任，而有朝一日，更会成为每一个地球用户的日常知识，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

环渤海——中国区域增长第三极

环渤海

——中国区域增长第三极

两 年前的今天，天津滨海新区获国务院批复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环渤海”概念在这一里程碑事件中浮出水面，并被定位为以滨海新区为龙头、带动“三北 ”区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今年年初，国务院又批准成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至此，从上世纪末的珠三角、长三角到本世纪初的环渤海、北部湾，整个中国东南 沿海的区域经济体都已被逐一纳入特定轨道，一个背靠腹地、面向海洋的国家战略格局初步形成，而海岸线作为中国内地与国际世界的交界面，将逐渐演化出延绵数 万公里的海岸带城市体系。

中 国东南沿海历来就是农耕本位的内陆经济与商贸本位的海洋经济短兵相接的战场，而它在国家战略中的轻重沉浮，则是中国在内陆性格和海洋性格之间左右游移的写 照。然而近代中国的沿海格局，却是在西方海洋性格的主动进入和本土内陆性格的被动接受中曲折形成的。一系列在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中开辟的通商口岸，成为中国 最早的现代化试验区。它们既留下了列强在各自殖民地上打下的产业基础，也留下了晚清洋务运动的民族资本主义遗产；这些口岸城市原本是西方控制中国乃至远东 的经济和军事基地，“洋务运动”却以“以夷制夷”的策略，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并进一步昭示出一旦海岸线的控制权回归中国后，其沿海港口网 络与城市体系在交通、贸易和国防等层面上将可能产生的能量。

渤 海在中国海岸线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是一个由三个天然海湾围合而成的内海：它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拱卫之势，把握着进入东北、华北和山东的海道控制权； 它作为中国第一内海的巨大尺度，为整个环海区域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跨区域的公共空间。近代的环渤海早已在列强的争夺下形成几个举足轻重的经济版块：日本人 的东北，英国人的华北和德国人的山东。华洋力量在这里的博弈，产生出一批最早的工矿、铁路、公共交通、新式学校和医院，以及以北洋水师为核心的新式军队和 官办军工体系；前现代时期的环渤海由旅顺、天津和威海等卫城组成的单纯防御格局，逐渐在远东市场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出大连、唐山、天津、烟台、青岛 等初具现代化雏形的城市体系，并积累出日后在中国举足轻重的工业、贸易和金融力量。近代史上，环渤海还位于“香港-上海-天 津”这一黄金海岸链条的顶端，今天中国沿海的三大区域经济版块正是在这一链条上发展而成。天津作为首都北京的门户，当年曾是八国联军兵临皇城的登陆点，如 今则是距离首都最近的直辖市和出海口；而环渤海也由于其毗邻首都的战略地位，注定将成为有别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国家咽喉”。

天 津滨海新区的背后，是北京这个集权大国的神经中枢，是一个因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复合而急遽膨胀的数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它作为首都和国际大都会的职能，要 求外围的城市体系能够承担被其分解出来的产业功能；“京津联合体”和“京津唐”等区域合作的要义，便是在既有的城市结构基础上，以跨域合作的姿态，整合和 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行政分割条件下形成的同质产业结构；而“天津-北京”在未来的双城记，将不再是两个直辖市之间的独立作业和产业趋同，而是重新梳理两地在洋务运动时期确立起来的“门户-中枢”的互补关系。

天 津滨海新区的背后，同时也是一幅特区形态多元化的国家版图，不断出台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被明确地用来进行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综合改革试 验：浦东着力于政府职能转换，成渝着力于城乡统筹，武长着力于可持续发展。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试验都和天津滨海新区有关：正是因为国家的宏观调控功能在 市场经济发展中不断强化，首都的中枢功能随之加强，包括天津和唐山等周边城市在内的“首都都市圈”才需要进行与分解首都功能相关的试验：天津滨海新区着力 于金融、土地和行政体制创新，曹妃甸着力于循环经济和科学发展。有趣的是，这个从北京（首都城市）向天津（工商贸易口岸城市）和唐山（工矿城市）辐射的沿 海格局，与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时期的京津唐关系相平行；这条从北京走向渤海的黄金走廊曾一度是各国战略利益的结合部，如今则重新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重中之 重。

中 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既是区域经济重心北移的三十年，也是由前沿到中心、由局部到总体、由外源到内需的过程。相比之下，珠三角模式是国家不直接参与、靠地方 特区在中央优惠政策和以香港的外力推动下“杀出一条血路”，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长三角模式则是在这一市场经济框架基础上，通过国家强力介入、“ 举全国之力”投入新区建设，具有更强的自主规划色彩；环渤海的开发始于第三个十年，无论是环渤海自身在地理和行政方面的复杂程度，还是与特区开发相平行的 渐进式改革的经验积累，都要求其开发模式提升到一个新的级别；这同样也是中国由经济改革转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而实现“三十而立”的内在要求。在这一背 景下，天津滨海新区和以京津唐为轴心的“首都都市圈”背后，需要互动的是东部地区辽东、华北、山东三大经济板块，它们与“京津”直辖市之间同样存在着整合 行政条块分割的问题，这恰恰与国家在同期进行的“大部委”制机构改革相平行。由于环渤海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加上有上世纪90年代上海因“沪人治沪”而导致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行政障碍的前车之鉴，中央集权国家在人事组织和资源调配方面的“大一统性”，将可能在这一次跨越行政边界的政府间合作中发挥作用。

环 渤海经济圈将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大城市群，以更集约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而目前它所面临的现状是被称为“首都现象”的河北“环京津贫困带”。一方面，它为 环渤海经济圈带来了城乡二元化的畸形格局，另一方面，也为即将形成的大城市群留下了调整产业结构、建设次中心城市的余地。这个在区域性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城市群，要解决的是全局性的城乡二元问题，即以“先富起来”的东部沿海地区带动位于中国腹地的中西部地区。环渤海地区将成为吸纳从这些地区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据点，并且和珠三角、长三角一道，在中国的东西部之间建立一种沿海与腹地互动互补的共生关系。这种牵引作用将推动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向海洋文明转化。

早在1919年，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曾提出在渤海核心区域的海岸线上兴建“与纽约等大”、“为世界贸易之通路”的“北方大港”之构想。这一构想作为现代中国最早的自 主规划，将基于农耕文化的大陆中心思维推向基于“世界贸易”的海洋世界观。时隔近一个世纪的今天，孙中山的构想不仅在曹妃甸变成现实，中国“加入世贸”的 事实也在新的语境中实践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观，令人很难想象不久之前这还是一个闭锁于世界的东方大国。环渤海经济圈将不仅积极加入包括中国、韩国、 日本以及俄国、朝鲜等在内的远东城市群和东北亚经济圈，成为从太平洋彼岸到欧亚内陆的主要陆路通道，它与长三角、珠三角、北部湾共同构成的中国海岸线格局，及其在交通、贸易、金融、能源、军事等方面的“海上高速公路”效应，则可超越中国边缘海以外的第一和第二岛链，成为环太平洋文明的一部分。中国滨海大城市带的逐渐形成，最终将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记录。

中国住宅-集体价值的稀释与再造

中国住宅

China Housing

集体价值的稀释与再造

The Dilution & Reformation of Collectiveness

中 国住宅是中国家庭的空间聚落形态。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中国家庭曾经是垂直一体化的集体利益共同体的典范，为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族本位”组织提供了伦理 基因；而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中国家庭也在现代化的冲击下经历了一个被解构和重组的过程，中国住宅也因这一内在关系的演变而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成为中国人集 体命运的物证。中国住宅的历史也是一部与中国家庭、国家和社会的革命史相平行的建筑史。

封建主义：合院住宅与大家族

古 代中国的“家国同构”关系被平行地反映在从国家到家庭、从城市到乡村的空间同构之中。它们几乎都可无一例外地被描述为“一组被墙围合起来的建筑群”：被长 城围合的国家，被城墙围合的城市，被院墙围合的家庭。“围墙”在强化了中国礼法秩序的控制性的同时，也显示了东方农耕文明的内向性。与游牧文明不同，农耕 文明对土地长期驻守的生产要求，形成了以墙圈地的财富积累模式，并为了管理这种财富形成了严密的官僚体系和家族谱系，其终极空间造物便是在《周礼》中被描 绘为“九幾”的理想国模式。合院住宅正是这种天下观中的终端空间，它不仅为基层的宗法组织提供了最小化的围城模型，同时也将“治国、平天下”宏大蓝图微缩 在“修身、齐家”的尺度内。

这 种“墙套墙”的同心圆模式之中，有关“天人关系”的风水理论和“人际关系”的礼法制度，被精确地映射到从城市规划到建筑营造、从方位尺度到形制色彩的日常 空间之中。空间结构秩序井然与家庭成员的长幼尊卑有着几乎量化的平行关系。合院住宅的中堂供奉着家族列祖列宗的牌位，其它所有在世的家庭成员的“宅”则围 绕着这一具有精神中心作用的“家庙”，以等级森严的序列展开，从而在方位上体现长幼有序、尊卑有序、主客有别、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

合 院住宅以“宅”合“院”，“宅”与“院”有着实虚互补的辨证关系：“宅”可以是实的“院”，“院”可以是虚的“宅”。“院”不仅可以接纳天地之气，也为“ 宅”提供了公共空间。而这种公共空间也因为其所处的内外方位差异而有着全然不同的用途：道貌岸然的前庭被家长用于展现他在内政中的权威和外交中的地位，而 隐秘的后院则通常被开发成为风月无边的后花园，这里，内外院落展现了儒与道这两种本土价值观在空间上的辨证关系。它们为家族成员提供了出入于现世生活的可 能，并令其中生活的中国人进化出自律和纵情的双重人格。

四 合院是合院住宅的最小模块，而在大型合院住宅中，这一模块在同样的轴线规则和等级序列中拓扑延展，使得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可以按照院落进数自我复制，凝聚成 高度团结的集体利益共同体，它不断扩建的过程也是其财富积累和人口膨胀的兴旺过程。在扩建方面，城市中的合院住宅通常要受到行政等级的约束，而乡间却有着 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这使“城-乡”分别在“国-家 ”的治理下实现了统筹发展。一个豪门望族通常可以达到一个城池的尺度，这些“宗族城池”外在于国家行政管辖下的城市，在辽阔的乡间彰显着它自成体系的自治 能力。行政城市的形态大都因遵循自上而下的大一统法式而千篇一律，而乡间的“宗族城池”则在漫长的自治历程中演化出具有地方差异的住宅类型。这种演化足以 证明：在求同存异的治国框架下，中国住宅可能因为某种非行政的、自下而上的力量而改观。

殖民主义：商品房与移民家庭

如 果说传统中国住宅的核心在于其源自农耕文化的集体理念，它的根本转变则发生在这种理念遭遇外来冲击之时。在近代租界城市发展起来的工商业打破了“重农抑商 ”的农本主义，从而将工业革命、产业运动和都市化植入中国。与传统中国的行政城市划分不同，这种基于西方样板的都市化运动因追求高效生产而强调社会分工， 因资源高度聚集而导致人口的高密度和生活的高成本，这极大地有别于过去稳定的、低成本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从而势必影响到与之相关的居住方式。大量人 口在上世纪初的持续动荡驱使下涌入拥有治外法权的租界，这些新移民们不仅带来了劳动力资源，也带来了对住房的紧迫需求。新式住宅在近代城市化运动的催化下 应运而生。

在 租界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多层住宅，延续了中国某些多层山地合院住宅（如徽式合院和客家土楼）的空间结构，同时混合了欧洲的一些集合住宅（如在产业革命之后发 展起来的联排住宅）的类型。山地合院住宅因平地面积不足而垂向发展成“多层合院”，它们比单层院落具有更高的密度，同时又兼顾了中国居民对院落空间在风水 和公共性方面的需求。然而在土地日益稀缺的租界，这种需求也变得日益奢侈。传统的“宅-院”关系在市场的驱动下逐渐失衡：垂直合院的层数不断攀升，院落也被压缩成为了天井；由开发商提供的这些商品房逐渐以可支付的实用主义取代了高成本的理想主义。

另 一方面，租界城市提供的买办空间也滋长了一个暴发的阶层。周旋于本土政府和租界洋人之间的新兴资本家们不仅是西洋现代性的输入者，也是其生活方式的代言 人。他们在自己的私宅设计中明显地参考了西方标准，尽量和他们行将就木的本土环境脱离开来，而在姿态上接近租界内那些洋人的花园洋房。与早先的合院住宅相 比，这些公馆和洋房更讲究市场规则中的张扬而不是行政约束中的内敛，讲究建筑单体而不是建筑群；在院宅关系上，前者的花园试图将建筑植入自然，以获得别墅 的意象；而后者则将自然引入建筑，成为微雕性的内部景观，并且将训诫的前庭和纵情的后院泾渭分明地分离开来。洋房和合院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也是东西方文化 之间的差异；而洋房的大行其道，也预示着院落作为家庭集体主义空间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式微。

消 逝中的院落成为了日益拥挤的城市的缩影，然而住宅最根本的变化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其开发模式发生的转变：不再由各家自产自销，而由开发商单纯为商业目的统 一建造和租售，从而开创了现代商品房市场的先河。当城市周边的富庶地主从洋商那里看到土地不仅可以用来种植农作物，还可以用来建造利润更高的商品房后，他 们旋即以“房东”、“二房东”或“炒房客”的身份，从自己在乡间的“农地产”上转移到城市的“房地产”，他们当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本土开发商。住宅成 了批量建造的商品，租界外的动荡局势使得这种用于安身立命的商品供不应求。最初的购房者大都变成了房东；一套完整的住宅也因此被分解成若干局部用于出租： 从单层出租，到单间出租，再到单间分隔出租，最严重的时候连地下室、楼梯间和天台等空间都被开辟出来用于居住。这种密度的内爆同样也反映在新建的住宅户型 上，高层合院逐渐由早先的多开间缩减为单开间，资本的趋利性和市场的自发模式不断在畸形繁荣的城市化过程中压缩着每个城市移民的生存空间。

生 存空间的压缩和分隔背后是无数流散的家庭。这不仅是因为拥挤的廉租屋难以为流动的移民们提供“四世同堂”的聚居空间，更因为家族式的集体主义作为一种以血 缘为基础的地方团结模式，已逐渐被城市中的乡会、行会和商会所取代；家长的权威被转移到位居乡缘和业缘网络中心的少数会馆寡头身上，他们的“子弟们”不再 需要一个围墙内的固定空间来囤积财富，而是以一种超越围墙的市场行为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对他们进行组织的不再是家庭中明确的空间规划，而是社区中隐蔽 的关系网络。与此同时，新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企业也不断以家族企业的形态出现。这些从中国家庭中衍生出来的帮派、会社和企业，被后来的国共两党共同视为建 立民族主义国家的基础。职业和阶层作为一种横向分层，正在对中国的社会和城市结构进行着深刻的重组。这些现代化的结构性要素冲击着传统的中国家庭模式，并 将最终质变出一种全新的住宅类型。

社会主义：大院与大家庭

二 战之后中国国内爆发的国共内战，事实上是官僚资本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两种模式之间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宣告了延安模式的胜利。随后，延安的战时经 验在体系化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向整个中国大陆推广，逐渐以中央计划取代地方决策；延安的军事化管理模式也随着“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被推广成为 一种高度行政主导的组织方式。它在分类上沿用了根据地时期的一个军事术语——单位，其内容涵盖了从城市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到农村的生产队和公社等组 织。单位的计划性直接深入到每一个家庭内部，不仅影响到个人的入学、就业、择偶、生育，也决定了个人的居住：住宅作为最重要的一项实物分配内容，成为单位 福利的一部分，因而它也成为了与这种上层建筑相平行的空间结构。

在实物分配制度下，第一批被分配的住宅来自于战后被保留下来的旧宅，包括皇城中的合院和租界内的洋房和商品房。这些之前属于有产阶级的遗物像战利品一样被充公，统一划分给各单位，继而由各单位分配给下属职工。这个与“打土豪分田地”相平行的分房运动，无疑获得了“新的主人”的拥戴；但由于少量的大宅要用来提供给大量的小户，这些住宅在空间利用上沿用了战前城市人口激增时期的策略，即将“独门独户”变为“独门多户”，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小洋房变成了宿舍楼；原先住宅内部的家族关系变成了邻里关系，权威的统治变成了混合的民主，等级秩序变成了平均主义。

与 此同时，国家开始在计划性的城市化发展中统一建造住宅，“大院”便是单位制度框架下产生的社区模式。由于各单位只对所属部门负责，围墙的功能在权力的再度 垂直化中复活，用以圈围和管理一个个确定的基层社会单元；而在规模上，用于容纳“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大院事实上已远远超越了家族概念，而成为了单位进行封 闭式管理的社区。院落的集体主义价值在社会主义语境下被空前地放大。它被普及到从城市到农村的各级党政军机关，从一线城市到三线城市的各级企事业和厂矿单 位，以及农村中的公社和大队。大院的“就地就业”模式，使得住宅被约简成单身个人或核心家庭的单位宿舍；而大院作为一个熟人社区，也使得这些同事们可以将 更多的业余时间投入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集体生活之中。一个大院也可能是一个微型城市，自给自足地提供包括学校、医院、影剧院等社会职能和公共场 所，其中一些公共场所甚至吸纳和取代了独立住宅的日常功能，公共食堂取代了厨房，公共澡堂取代了浴室，而大院中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则将家庭主妇从传统内务中 解放出来，成为单位工作流水线上与男性平等的一份子。这种集体主义使得大院尽管对外封闭，对内却具有合院住宅内没有的开放度和包容性。它将纵向的、世代相 传的血缘关系转变成横向的业缘关系和阶级关系；社会主义“大公无私”的普世价值，使得大院内的住宅以“集体宿舍”的身份融入公共生活；这些谦卑的、基于“ 实用、经济、美观”的现代主义原则设计而成的住宅，被因此化解在几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区乌托邦精神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封闭式社区与陌生邻里

尽 管单位体制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有效地树立了一种集体意识和公共性，却因为无法在苏联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而难以为继；作为它的 物理空间，大院也因为其“小而全”而不堪负荷；而在住宅方面，作为单位福利的公房也难以在有限的财政下通过低廉的租金进行自我维护，这种状况在建房速度赶 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时便进一步恶化，最“现代化”的新房也迅速变得拥挤和老化，并且不可避免地滋生出违章建筑。如果说农耕社会中的合院住宅是一个以家庭为核 心的生产单元，社会主义大院则是一个以单位为核心的生产单元。一旦这种生产体系被打破，围墙就势必再次倒塌。

上 世纪八十年代，毛泽东之后的新政府对社会主义本质和计划经济模式进行了修正，开始将高度集中的决策权逐步下放，从而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启动了市场经济的发 动机。经过若干阶段的试点和推广，住宅在上世纪末全面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转轨。住宅从实物向商品的转变，一方面将大量计划经济时期沉淀下来的单位房转化 为可以流通的商品，从而激活了一个规模可观的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也打开了资本主义的潘多拉盒子，住宅的商品化也意味着住宅的非物质化；它的核心功能不再 仅限于居住，而成为可以保值和增值的固定资产；住户不再仅限于使用者，而可能是投资者，他们将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住房需求转化成财富增值空间，从 而也在炒高房价的同时埋下了泡沫经济的金融风险。市场上有越多没有实际居住需求的房东，就意味着有越多被住宅套牢的房奴。

住 宅的商品化在建筑上激发了“百花齐放”的成果。作为楼市中的一个待售的商品，每一个楼盘都竭力通过独一无二的诉求赢得市场。历史上的各种住宅样式在这种消 费主义语境下纷纷借尸还魂，户型、朝向、风格、环境、配套和区位等每一个建筑要素都在广告和楼书中被放大和神化。过热的市场带动了建筑业的兴旺，但这并不 意味着建筑学的成功，它同样刺激了大量粗制滥造或陈词滥调的作品；建筑学的成功也不意味着社会学的成功，明星建筑师的作品更多地成为了高端住宅市场的奢侈 品，它们大都成为了“现实沙漠”中的“豪华孤岛”。在合院住宅和大院时代之后，这种对拉大社会贫富差距有着推波助澜效应的住宅开发，再度造就了一种围城式 的封闭式小区；但不同于合院住宅和大院的是：小区的购房者不再属于同一个生产单元，他们只是因为同样的一纸契约被捆绑在一起的左邻右舍；大院曾经将合院住 宅中的纵向宗法血缘关系解构成核心家庭，但又通过横向的业缘和阶级关系将之重组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而小区尽管可能有着桃花源式的社区花园，但它与就 业分离的单纯居住模式，则重新将这些核心家庭分解成为“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邻里。

封闭式小区和陌生邻里似乎是住宅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发展的必经之路。但如果说这是中国取鉴西方现代化模式在社会公平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副产品的话，那么是否有一种新的居住模式能够恢复被现代性稀释了的人情纽带和集体价值？中国住宅在终极目标上的“中国特色”是什么？

2003年 之后，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宗旨的胡温政府开始着手调控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一方面是稳定高端市场一路飙升的房价，另一方面开始在中低市场建立住房保障制 度，保障社会弱势人群有房可住，同时稀释房地产过热的金融风险，并以此与新农村建设、国企改革、环境保护等问题一道，作为社会和谐的题中之义。

政 府计划的回归是对趋利性的住宅市场的一种制衡。在住宅市场化程度极高的香港，早已建立起了成熟的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公共屋村体系；而在强调计划的中国大 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此前却主要由二手房和城中村自发供应，这一对比颇令人玩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住房制度改革体现了“ 计划性市场经济”抓大放小的弹性原则：先将单位的社会保障功能分解出来、通过住宅的商品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便以国家宏观调控的强势介入，以着 眼于全局的计划之手引导发展多层次的商品房供应体系，使得房地产供应的主体能够和社会需求的主体相吻合，从而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小康梦想。

而 在那些“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中产阶级社区内部，居住方式的潜规则也在悄然地发生改变。住宅作为他们的私产使他们有着为私产保值的恒心，而他们很快就发 现他们住宅的价值很大程度依赖于公共生活、以及在住宅市场化进程中被长期压缩的公共空间。这是一种超越住宅本身的集体价值，它在历史上曾通过家长、乡绅、 居委会进行维持，而今天的中产社区则有可能因为住户的责任心、参与感和尺度，而产生一个社区尺度的缩微民主模型：业主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业主委员会（人大常委会）-物业管理公司（国务院）。这意味着一种共同建设和管理的新型公共生活成为可能，并为渐进式地构建一个和谐的市民社会打下基础。那将是中国住宅真正走向现代化的标志。

集体运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式集体主义

集体运动

Collective Movement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式集体主义

Chinese Collectivism in the Global Age

对于中国而言，2008年可谓是其建国近60年 以来最悲喜交加的一年。一方面，北京奥运标志着这个曾闭锁于世界的共产主义大国所努力实现的国际化转型；另一方面，雪灾、地震等接踵而至的特大天灾，和发 生在藏区的骚乱、以及随后奥运火炬在境外接力受阻等人祸，则令这一年的国际化之路格外坎坷；国际化令中国股市经历了亿万财富瞬间蒸发、无数股民集体幻灭的 危机，也成就了中国首次作为奥运东道主的全球化身份和亿万国民的集体信心。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所制造的巨大张力，将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上记下最福祸相依的时刻。

中 国的国际化是艰难的，不仅中国的计划体制与国际的自由市场在本位上存在着矛盾，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传统和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根基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更有 着差异；计划体制与集体主义在现代共产主义运动中结合而成的“集体运动”，不仅为上个世纪的持续革命提供了浓墨重彩的底色，也为今天来到中国的奥林匹克运 动提供了中国特色的语境。中国的国际化过程，势必是一个沟通与隔阂、理解与误解、作用与反作用共存的过程；而中国的现代化越不同于西方模式，就越有可能因 遭受国际世界的误解而内聚出从国家到民众的集体主义能量。不理解这种能量的历史脉络，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治理之道和民众的集体心理；而对这种能量的把握不 当，中国也难以真正融入国际社会。2008年不仅是中国的“世界年”和世界的“中国年”，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新解读“集体运动”的契机。

集体与集权

[Collectivity & Centrality]

集 体性描绘了千差万别的个体之间的共性，而集权则将这种共性转变成为移山填海的巨大能量。然而，历史上最早并不是因集权而产生了这种能量，而是因为需要这种 能量而产生了集权。中国第一个以国家形态出现的集权王朝夏，正是产生于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巨大洪灾；而成功治理了这场灾难的大禹，则以“大难兴邦”的方式， 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集权帝王。他在治水过程中不仅建立起了庞大的水利工程，更因为实施这种工程需要远远超越个人的力量，而设计出一种能够“举国之力”的集权 组织——国家；他通过自己建立起的国家，将民众团结成在重大灾难前同舟共济的利益共同体，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如何将乌合之众组织成“有力、有序、 有效”的团队这一命题。

“ 治水”成为了“治国”，这显现了灾难和政治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与经济的发散性不同，政治更多体现为对外来灾难和内在危机的内聚性治理；而外来灾难和内在 危机在民众集体性的塑造上往往也有着相反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正是在以高度军事化的国家组织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国状态后，迅速因为内在 危机而土崩瓦解。在应对强大的外来灾难时，集权国家往往能够通过共同利益的诉求，将代表不同血缘、行业、籍贯和族裔等的利益集团凝聚成一致对外的集体力 量；而在这种外来威胁消失之后，这些群体之间在内部权利分配上的固有矛盾便重新浮现出来，集权模式就会被指责为“通往奴役之路”。集权国家在动员资源和平 衡利益上的矛盾，不仅成为秦王朝昙花一现的深层原因，也成为此后的大一统中国在其两千多年的集权传统中的长期难题。

秦 朝之后的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呈现出分裂和大一统交错前行的轨迹。相对于国内的分裂和地方势力间的战乱，实现政治、经济、交通、文化、语言、文字和各种标 准上的大一统，则被视为维持社会稳定、消减内耗的一劳永逸之道。中国地域的广袤和地方社会的多样，使大陆国家的中央集权模式较周边国家更为庞大、昂贵和复 杂，也使得中国的集体主义有别于韩国刚烈的半岛性格和日本孤傲的岛屿性格，显现出更多作为大陆国家的包容性和文化中心的正统性。中国集权的高度和集体的广 度，一方面生成了庞大的官僚集团及其伴生的人治与腐败，另一方面也在营国造城上产生了大量举世称奇的纪念碑工程，同时在其文化的生产和输出上成为亚洲集体 主义的中心。集权体制在治理上的专制和在文明上的高产，成为今天西方对中国崛起敬畏交织矛盾心态的根源。

族裔与阶级

[Family & Class]

秦 始皇以法家所推行的国家集体主义，为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体系化的基础；然而，由于这种准军事化专制在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上过于刚性，以“废分封、立郡县” 的中央集权取代了诸侯林立的地方自治，地方势力的反叛使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此后的王朝则将高度垄断于中央的权利分层次、有限度地向民间 下放，形成“国”与“家”、中央政府与地方宗族、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集体主义从而向国家与地方两极演化：前者强调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整体利益，因 而逐渐设计出文官充政、人事回避、家族连坐和保甲编组等旨在弱化和控制地方势力的制度；后者则强调在国家给予的县政以下的自治空间中，以地方族裔集体主义 为中心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外儒内法”的治理结构，逐渐成为此后千年中努力维持大一统格局的集权中国的主旋律。

作 为前现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方式，族裔集体主义是农耕文明的必然产物。以土地为中心的农耕文明强调对土地超越世代的驻守权，个体只有在祖业家产和亲缘纽带 的集体主义土壤中才能获得穿朝越代的能量；而作为代价的是：个体的选择也必须符合整个族群的整体利益才能获得作为族群成员的合法性。这种以牺牲小我、成就 大我的奉献精神，至今依然是中国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农耕文明对于中国式集体主义最大的影响，在于其将土地生产与人口生产相挂钩的模式；“多子多福”被 视为一种家族的投资，将现世的有限资源用于无限的未来。在未来中延展的子嗣谱系要么成为土地上的劳动力，要么成为家族财富和宗法门庭的管理者，以及作为族 群的触角向国家和社会系统渗透，从而成为隐蔽的族裔集体网络的有机节点。这种建立在“无限资源”前提上的人口模式，尽管周期性地经历着人口红利耗尽所带来 的社会危机，却在总体上以“人海战术”，对外来文化的稀释和少数族裔的同化上起到了以柔克刚的作用。正是这种建立在巨大人口基数上的集体主义，使得中国作 为一个古文明体能够不间断地延绵至今；而“人海”集体主义的大规模和不可战胜，也在日后造就了西方的“黄祸”恐惧和“中国威胁论”。

源自宗法社会的族裔集体主义随着生产方式的升级而转型，从适应农业生产的家族集体主义到适应商业贸易的乡族集体主义，再到适应工业生产的阶级集体主义；近代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边缘化激发了民族集体主义；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则将之组织成为国家集体主义…… 1949年 新中国的建立是集体主义的一个转折点，新政权不仅完成了国家集体主义和阶级集体主义的高度复合，而且以“第三世界”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的外交战 略，将阶级集体主义国际化。无产阶级摧毁了过去垂直一体化的地方宗法势力，但沿袭了其集体主义价值观，即个人在集体中的无条件服从。自我牺牲精神感召下的 海量群众与国家动员相结合，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演变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种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和明确运动目标之上的集体主义，将个人微缩成集体中的平均 微粒，个人回忆变成了有关集体移民、集体学习、集体宿舍和集体工作的集体回忆，个人生活成为了在群众运动中随波逐流的集体生活。然而，一旦这种集体主义失 去了其运动目标，其利他主义基础也将随之丧失，个人主义将在信仰的集体失落中叛逆性地反弹。

国家与社会

[State & Society]

上 层建筑在基层的无为和以士绅为基础的地方自治，是族裔集体主义的制度成因；而中央政府也通过“藏富于民”的放权让利维持地方自治的稳定；科举制则在地方社 会与上层建筑之间设置通道，其中选和落选的人才分别成为了政府官员和地方士绅，事实上也分别成为了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二者在前现代中国的双重繁荣，使得 国家一方面可以维持宏观结构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又不失民间微观生态的丰富性。

国 家与社会的这种共生关系在曲折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被改变。苏式的国家集体主义与中国工农运动结合而成的战时集体主义，成功地将基层社会动员成与旧秩序分庭 抗礼的颠覆力量；而“社会主义”的理念则重新了定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然而，对于长期在战争环境中形成的国家集体主义，尽管它在大规模资源调动和凝聚民心 方面极具优势，但在如何将战时的斗争哲学转变为战后的治国之道方面，却缺乏足够的成功参照。战时的动员经验被沿袭到战后，上层建筑藉由无微不至的党团力量 和基层组织向社会渗透，集体运动中的社会力量不得不听命于国家动员，同时在建立社会规范和自我完善方面逐渐失去其应有机能。在一个缺乏社会规范的环境中， 国家不得不通过树立各种英雄和榜样强化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社会道德与职业规范。正如阶级斗争需要通过树立假想敌来获得动力，集体运动需要树立明确目标、 而不是通过严密公正的法规和潜移默化的道德力量，来驱动社会细胞在一定规范上运行。国家集体主义造就了无限责任的全能政府，而社会力量在国家事务中的长期 缺场则导致了社会机能的萎缩；这不仅使那些本可由社会自行消化的事务成为了责任的真空，而且也存在将集体主义推向“暴君-暴 民”非理性极端的危险。今天，即使在文攻武斗的文革时代过去多年之后，这种集体非理性依然大量地以语言暴力的形态出现在网络空间；网络社会的野蛮化和部落 化，事实上正是物理社会在个人膨胀、常识丧失之后走向“自由而封闭”的缩影。当年在国家集体主义中被压缩的公民社会空间，将成为今后“和谐社会”构建过程 中不得不长期弥补和培育的对象。

上世纪80年 代的改革开放改变了集体主义在中国的形态。“改革”在内容上将集体的话语权向社会下放，“开放”则在语境上将这个集体向全球推广。在上层建筑从集权向威权 过渡的同时，刚性的国家集体主义则向外柔内刚的后集体主义转型。耐人寻味的是，上层建筑在群众运动方面的传统没有就此断裂，而是从单纯的政治运动转向更多 的经济、文化与社会方面的诉求：从批判走资到打击腐败，从“学大寨”到“学小岗”，从灭“四害”到“创卫”，从学习时传祥式的自我奉献到学习“傻子”式的 勤俭创业，从样板戏到模板化的春节联欢晚会…… 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同步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后集体主义”，显示了二者在中国的一脉相承之处。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令世界见证了中国在短期内应对突发事件而动员资源的规模和效率，同时也令世人在共和国建国近60年 后重新理解国歌中“我们万众一心”的内涵。这场发生在奥运前夕的灾难，将一个集权国家的危机管理能力展现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这不仅给世界一个重新理解 集体主义的切入点，也给了中国一个引导和培育自身社会力量的契机。对于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够有力、有序、有效地应对自然危机，而健全的社会则是消解潜在社 会危机的长效机制。

体育与运动

[Sport & Movement]

2008年 是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式集体主义的和合之年。这一起源自古希腊的体育盛事之所以在现代世界复活，在于它基于人本的定位超越了性本位、神本位、权本位和资本 位等人类关系，从而也超越了性别、信仰、等级、阶层等人际隔阂；而中国也相应以“同一个世界”的大同理想回应五环相连的奥林匹克精神，以“和谐世界”理念 与共和国建国之初就铭刻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世界人民大团结”遥相呼应，从而造就了东西方两大古文明体在乌托邦理想上跨越时空的对话。

“体育”(Sport)与“运动”(Movement)在 现代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因缘关系。“体育”通过挑战人类身体极限展现了“更高、更快、更强”的个体意志，而“运动”则通过大规模的动员与合作展现了“万众 一心”的集体意志。当运动员背负着国旗出现在竞技场上时，个体与他所属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国民便成为了“名誉共同体”，个体在意志力上的“临界体验” 将为他所代表的集体所共享，从而以一个国家英雄的身份起到带动集体意志、提高国民凝聚力的效应。因此，尽管极限运动在其超负荷方面常常有悖于体育“健全身 心”的初衷，但由于它在强化意志方面对群众所起的动员作用，体育成为了集权国家在群众运动中的重要战略和集训体制下的政治任务。

而 对奥林匹克而言，奥运的辩证法就在于结合了个人突破与广泛参与，一方面强调个人在公平竞争中取得意志的胜利，另一方面，它也通过鼓励更多全球范围的群众参 与，将这种胜利超越于简单数据之上，在同一竞技台上实现不同国家、民族、种族、宗教的“平行世界”，而成为跨国界集体主义的胜利。从开幕式的宏大叙事到比 赛中的动人细节，奥林匹克运动全面而深刻地展示了国际运动的乌托邦性质：大量竞赛被集中到同一时空，同一事件在全球媒体同步转播，各国国旗在场馆中同时飘 扬，无数互不相识的观众集体喝彩…… 尽 管这一海量化的庆典景观对于有着集体运动传统的中国而言并不陌生，但奥林匹克运动对于中国的意义，更多在于它展现了“和而不同”的全球大家庭景观，这对曾 经过于求同的当代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借助于奥林匹克运动，中国获得的不只是破纪录的奖牌数字、大国崛起的象征意义或失而复得的民族自信心，而将更多是从 国家到社会的转型动力；中国式集体主义也将因此在“天下一家”的理念下，以独立而开放的姿态融入到世界大集体之中。

2008-8-25 北京